中国现代六大家

　　文学六大家

　　鲁、郭、茅、巴、老、曹

　　 鲁迅

鲁迅擅长短篇、散文。中国xxx篇白话小说就是他的《狂人日记》，散文代表作《野草》，充满了意象、矛盾、自省，得见其思想之深邃，灵魂之痛苦，为不可超越之颠峰。

　　 郭沫若

郭沫若擅长诗歌、戏剧。代表作《星空》《》充满了火一样的，感染力极强，是现代文学诗歌之冠。后期有一部话剧《屈原》，感情极其充沛。可惜年轻的消散以后，便走了线。

　　 茅盾

茅盾擅长长篇，代表作《子夜》，从各个方面详实精细的刻画了旧社会的上海,，了民族资本主义必然没落，正在兴起并是真正的希望之主题。该小说在现代文学范畴中是高水准。

　　 巴金

巴金擅长长篇，代表作《家春秋》，作品饱含热情，人物刻画细致，可读性很强，主要描写面在于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青年。后期有杂文集《随想录》。

　　 老舍

老舍擅长中长篇、戏剧，代表作主要有长篇《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中篇《月牙儿》、戏剧《茶馆》。此人是老人，京派代表作家。作品中带有浓郁的京味，具有幽默感。主要写市民在旧社会的挣扎和，其中以《茶馆》尤为鲜明和深刻，是现代文学戏剧中的扛鼎之作。老舍

　　 曹禺

曹禺擅长戏剧。十多岁的写《雷雨》使他名动天下。他的戏剧主题深刻鲜明，人物栩栩如生。戏剧中善于制造矛盾，从而揭露人性，给人很强的震撼感觉。 此人作品虽少，但每一部都是经典。

　　 详细介绍 鲁迅之死

　　1936年秋，鲁迅的突然辞世，凸显了这根擎天之柱坍塌后中国左翼文坛的悬空状态。孙伏园一句话概括了人们当时的惊慌失措: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得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孙伏园:《哭鲁迅》)

　　 鲁迅之死的必然性

　　在时间无尽的长河中，鲁迅之死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但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却包含和预示着必然性的内容:命名。1927年大失败以来，在的连续和疯狂下，中国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边缘。试图从文化和军事两个方面和取消中国存在的性，但一向思想政策的鲁迅，则无疑是蒋统区内实施上述文化的极大屏障。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鲁迅不独是左翼文坛的，还是广大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是民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去世当然就不只是中国左翼文坛的巨大损失，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巨大损失。所以，刚刚得知他辞世的消息，就通过冯雪峰把自己列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延安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鲁迅周年忌日，延安又发起隆重的纪念大会，亲自到场讲话，这个讲话，后来以《论鲁迅》为题发表在1938年3月1日出版的《七月》。(林志浩:《鲁迅传》)这一系列行动反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命名的热情和渴望，当然也反映了无名可命的焦虑。

1938:武汉提名始末鲁迅

　　 评价鲁迅

　　认真考辩起来，可能是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注意鲁迅的。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红军总的职务，只保留了局委员这个实际没有决定权的空衔。赋闲状态的在瑞金山洼中听左翼文艺家冯雪峰大谈鲁迅经。大概是个人触动了的心弦罢，鲁迅引起了他情感上很深的共鸣。对鲁迅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结交的友人以及生活习惯，都非常关心，反复询问。与鲁迅从未见过面，也不曾有直接的个人接触，但两人的心似乎是相通的。对冯雪峰等给鲁迅出题目写文章感到惊讶，但当听到冯雪峰说，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xxx，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时，沉闷已久的毛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

　　但对鲁迅书面上的正式评价，却是1937年底在延安风沙弥漫的操场上做出的。毛在这篇由大漠记录、后来刊发在《七月》第四集第二期上题为《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

　　1940年，在他著名的著作《新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xxx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最、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纵观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其他历史人物，一口气连用了9个最的措辞，并冠之以文学家、思想家、家3个头衔的现象，是xxx和令人吃惊的。

　　 郭沫若出现

　　就在这个历史空档，郭沫若出现了。

　　1937年7月27日，阔别10年的他，从日本横滨乘皇后号客到已陷入战火的中国。作为北伐xxx以来的风云人物，郭沫若当年的和今天的归来一样都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要受制于xxx两党力量的制衡。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归来才成为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重镇的号外新闻。

　　虽然在《洪波曲》中，郭沫若曾把他生活的结束很潇洒地概括为归去来三个字，但事实上，自打他重新登上30年代中国的舞台，他的行动已经成为一个极富文化含意的象征性符号，包括他的去从，都由不得他自己了。

xxx两党都深深懂得这时借重郭沫若的重要性。1937年春，张群、何应钦忽然想起他与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便敦促xxx取消对郭的令。随后，由福建省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口气颇为急切，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不仅如此。1937年7月27日下午，当郭沫若乘坐的船刚刚停靠上海公和祥码头，国民政务处长何廉即受命前往迎接。虽然他当时借机逃脱，但随后的时日，即陷入与上层迎来送往的车战中:8月，赴昆山叩访陈诚、冯玉祥、薛岳和黄琪翔诸将领;9月下旬，在南京受到xxx的，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见张群，并由他出面约见孙科、汪精卫、邵力子、陈铭枢等人……

在方面紧锣密鼓地拉拢郭沫若的同时，方面也在积极与他接洽并做有关安排。潘汉年是在郭归国3天后才得知消息的，但他的动作却不算慢。据夏衍回忆，沫若回到上海大约10天后，潘汉年向我传达了恩来同志的口信，由于当时已经考虑到《新华日报》不可能很快出版，所以明确地决定，由上海文救出一张，由郭沫若担当社长。另外，我和阿英轮值，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一次，并把他的情况随时告诉汉年。(夏衍:《懒寻旧梦录》)

　　 郭沫若传

　　《郭沫若传》和《郭沫若自传》等书也为我们留下了郭由广州北迁武汉后与要人之间频繁往来的非常翔实的记录，现如下:1938年1月9日晚，刚到武汉就参加了、叶挺、王明、、博古、等在八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29日，收到一起过年的邀请函(《书信选》);郭因不满在第三厅安插，一甩手去了长沙。又是派正与他处于热恋之中的于立群前去接驾，郭在《郭沫若自传》中写道: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甚至还想到，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不可谓不细心周到，关怀备至了。

　　 xxx争夺郭沫若

　　围绕郭沫若，xxx双方之间进行的与其说是一场礼遇之战，还不如说是一场对命名权的争夺，而在这方面，后者似乎永远都更胜前者一筹。1938年夏，就在非常笨拙地给了郭沫若一个偏低的国民军事委员会部第三厅厅长的职位的同时，在内部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根据同志的，作出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的地位。(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开局，人就明显占了xxx的上风。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厅长只是一个官僚意义上的职务，任何人都可以干，不妨说还有不干净之嫌;而文化界则无疑是社会的担当者也即道统的，它很大程度只能在的少数几个比较干净的知识精英中间产生。因此，往往比厅长更容易获得人民大众的尊敬，在社会伦理和心灵的层面上得到普遍认同。

　　 评价郭沫若

3年后，在重庆举行的郭沫若50寿辰的庆典上，更是巧妙地发挥了他对文化的想象，把鲁迅这个中断的中国式的叙事与郭沫若这后一个叙事衔接了起来，他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周扬的作用 新文艺界的文化班头

　　1949年以后，周扬实际成为新文艺界的文化班头，他的比被称为文化班头的郭沫若更能准确地反映上层的意图、愿望和信息。周扬1949年7月2日在xxx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他代表所作的首次正式评论。他说，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了不懈的尝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当时文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还没有很好结合。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有了文艺方针的具体指导，由于有了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

　　在五四如陈独秀、胡适等从建国后文化政策的调整中纷纷落马的大背景中，这种评论显然了鲁迅。如果说、是想通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文学界头领在的心脏建立另一条文化战线，凸显出声东击西的和军事上的策略性目的的话，周扬则是将前者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具体落实到对文化界的、利用的环节之上。当时成功实践了《讲话》的作家仅有赵树理等寥寥数人，建国初年的文艺界一时大腕稀少，门庭冷落，鲁、郭、茅、巴、老、曹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在广大文学艺术家中的号召力是自不待言的;周扬是新文学阵营中人，他的阐释和评论对完成文学大师在新、旧社会之间的转型，有着家们无法发挥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周扬50、60年代有关这一领域的报告和发言不仅不单调、空洞，相反却十分饱满、充实和自信，通过他的阐发，上述各位大家的思想和创作与新主义的论说产生了必然和内在的历史联系，不少作品成了《讲话》的生动反映。

　　 周扬评价鲁迅

周扬指出:鲁迅就是伟大的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者和代表者。我们杰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几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周扬文集》第二卷)

　　 周扬评价老舍

他还认为，老舍是自己并很快实现转型的一个典型。老舍解放后在创作上显示出的积极和主动，都说明他确实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了。为此，周扬亲自撰文《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他兴奋地说: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

　　 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但周扬不是华而不实的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对实施文学大师工程，他是真抓实干而且一底的，首先是他对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领导。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处受总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他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教材问题。1961年4月，周扬主持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事后，对教材的编写他都是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大到确定国内xxx流的学者专家作为主编人选，敲定文科7种专业和艺术7类专业，小到为个别教授旧作的修改和重版开绿灯，周扬都抓得很细、很到位。

　　据中一篇周扬的文章称:在文科教材会议上，周扬又决定将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出版。这本书在时代已出版过八版，至今仍大量充塞于旧书市场，周扬唯恐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竟利用的出版机构，来继续的工作。冯友兰还因此得了一笔一万多元稿费的意外之财。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资产阶级xxx之手，孝敬了资产阶级权威。(:《清算周扬毒化大学文科的》)但它却从描画了周扬当时殚精竭虑和忙碌的身影。

　　据说，从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到1965年6月底，已出版新编选教材68种165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24种33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156种367本，约占计划编选教材总数的一半。

　　另外，他在各种场合的报告中，也比较注意强调文学创作与文学遗产继承关系，对形成尊重文学大师的风气、建立稳定的文学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他在1959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什么叫做文化，也得和外国和古代比较，没有大作家、大科学家很难叫做文化。沿着这一思，周扬一直文学大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起到和文化意义上的示范作用。50年代，他就曾借评论赵树理的机会，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语言大师。1978年，郭沫若病重时，周扬到病房与之长谈，称赞他:您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这种极高的评价虽然令郭沫若不免汗颜、不知所措，但确实说明了周扬真实的思想态度。

　　 王瑶的贡献 新文艺创作的爆发期

　　1949至1951年，是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个沉寂期，却是以解放区作家为主体的新文艺创作的一个爆发期。学界的寂寞与创作界的热闹形成鲜明的比照。众学者好像还未从闻一多、朱自清非正常死亡的余痛中摆脱出来，新时代的轨道一时也令他们难以适应。这时，喜欢嘴衔烟斗、家住北院的王瑶恰好36岁，处在人生的本命年，也是一生中思想最为成熟、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王瑶早年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头脑不，虽然是朱自清的亲传，但绝无他们那一辈人的孤傲和迂腐，弯自然会转得较快。所以，中华人民国成立的隆隆礼炮还未在广场轰响，1949年暑假以后他便已经率先在园开出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年终便基本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上卷，1952年初又完成了下卷。从搜集资料到完稿，这部xxx的近60万字的巨著，才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何善周:《怀念昭深》)

　　 中国新文学史稿

《中国新文学史稿》被学术界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山之作。xxx，是它首先运用新主义的理论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发展和内在规律，对其作出了符合这一理论的整体性概括。第二，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模式及叙述方法尽管当时还未浮出历史地表，但关于他们的评价却不能不说是新主义式的。细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与鲁、郭、茅、巴、老、曹密切相关的章节，将会给读者很多的。例如在第三章，他认为鲁迅《呐喊》、《彷徨》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但使读者增高了文学的信心，而且更重要的，使的知识扩大了他们的视野，注视到在农村生活的老中国的儿女。这里有状态的负着生活重担的农民闰土，也有浮浪的农村无产者阿Q。这正是那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生活，他们负着几千年因袭的重担，地活着，而鲁迅，正是抱着这铁屋的希望，力图这些昏睡的人的。因之，即使在那个启蒙时期，他的思想和作品必然也是的现实主义的。这种典型的人民性的眼光，也被用于对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创作的观察与定位当中。一个证明是，对曹禺的力作《雷雨》、《日出》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挑剔和。他说:《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人物的悲剧命运本来是的造成的，但作者却把这一根本原因归咎于里斗争的与，而采取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这样就使得他对题材的把握不能深入，势必减弱了思想的力量;在《日出》结尾，没有组织的工人社会运动而只有辛苦地为资本家盖洋楼的工人也就很难具象地代表，作品的爱憎的强度也会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