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潮，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调和“自然”与“名教”，探讨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它源于汉代儒学衰落和道家、黄老之学的演变发展，是汉末魏初清谈的产物。魏晋玄学可称为形而上学，盛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魏晋时代的道家之学，即所谓的“玄学”，是道家和儒家融合后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又有“新道家”之称。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一个长达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崩溃，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失去了其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感到厌倦，于是开始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道，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就如同后世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妙的道理，剖析微妙的真理，当时人们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崇尚《老子》《庄子》和《易经》，这三部经典被称为“三玄”，探讨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等抽象哲理。玄学流行是因为汉代儒学丧失统治思想角色，而汉末长期动荡导致经学传授中断，为新学术风气创造条件。魏晋玄学分为老学系和庄学系，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xxx阶段是正始玄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属于“贵无论”玄学。第二阶段是竹林玄学，以阮籍、嵇康和向秀为代表，其中阮、嵇的玄学被称为“自然论”玄学，而向秀的哲学与后来的郭象哲学同属于“独化论”玄学。第三阶段是元康玄学，以郭象为代表，是“独化论”玄学的成熟形态。正始玄学开创了魏晋哲学的一代玄风，其中王弼哲学是玄学史上的一个高峰。竹林玄学作为过渡阶段，为元康玄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郭象为代表的元康哲学是另一个理论高峰，标志着玄学的终结。

东晋玄学在恢复阶段（317～344年）由王导、庾亮等中兴名士纠正了西晋元康放达派的失误，推行“名教即自然”的玄学理念，为东晋士族社会的思想基础奠定了基础。在鼎盛阶段（345～385年），分为前期（345～354年）和后期（355～385年）。前期在司马昱、殷浩等xxx代太元名士的推动下，清谈达到鼎盛，但无重要学术建树；后期以谢安、王坦之等第二代太元名士为代表，清谈盛况虽不如前期，但多有学术创建，韩康伯《系辞注》与张湛《列子注》是代表作。然而，到了衰落阶段（386～420年），王恭、王忱、殷中堪、桓玄等太元名士生活放纵而无学术创建，标志着士族社会与玄学文化的没落。

在萧梁皇族统治时期，皇族成员具备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积极倡导和推广玄学。他们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并对玄学经典进行注疏。由于其政治地位，这些注疏被列为官方的教材，甚至由皇族亲自教授。萧梁皇族成员的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受到玄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学风和士风。玄学逐渐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而玄化的文化风尚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本质特征。自宋文帝元嘉年间起，玄学被确立为官学，与儒学、文学、史学并列为四科之一，从此玄学重新兴盛起来。

在北朝时期，尽管玄学文化风尚受到冲击，但并未完全消失。河西地区以其丰富的人才和文化底蕴，保存了玄学的思想因子。随着北魏消灭凉州，当地的学术文化传入平城，对北魏的学风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北魏中后期鲜卑统治者的汉化，他们积极引进南朝文化，使得北朝的士风和学风逐渐呈现出南朝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北魏末年和东魏-北齐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关东地区出现了玄学化的高潮。玄化风尚在北朝的传播，与南朝人士的北迁密切相关。这些南朝人士作为南风北渐的主要载体，将南方的文化和思想带入北朝，进一步推动了南北两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唐初，重玄学者成玄英和李荣通过注释《老子》《庄子》，实现了道教哲学由本体论到心性论的历史性突破。他们详细阐述了道与自然的关系，并给出了重玄学的“道法自然”解释。成玄英认为“道”是虚通之理，是对宇宙终极本体和认识的最高原理的体悟，同时，“道”也是化生万物的创生性。李荣则强调“道”是虚极本体的世界观和“理”的存在。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解释了“道法自然”，并批判了两种对“道法自然”的误解。唐玄宗在注解《老子》时以“妙本”为中心来解释“道法自然”，认为“虚无”是“妙本”的体，“自然”是“妙本”的性，“道”是“妙本”的功用。这种解释结束了佛道二教关于“道法自然”的论争，对佛教、道教的思想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特征。它源于汉代儒学衰落和道家、黄老之学的演变发展，是汉末魏初清谈的产物。魏晋玄学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试图调和“自然”与“名教”，成为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本末有无”，即用思辨的方法探讨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这是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尝试将儒道两家结合，构建在老庄思想基础上的哲学体系。玄学可称为形而上学，盛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魏晋时期天下大乱，文化繁荣，玄学的产生和发展顺应了这一时代背景。玄学具有神秘深奥的一面，同时也能满足精神世界的慰藉和心灵的滋养。它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先秦之后又一次思想碰撞和融合的代表。

玄学是以精神性的“无”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强调“以无为本”，认为万事万物都产生于“无”，这是精神性的东西。在政治上，玄学主张“无为”或“自然”，寻求顺时应变的处世之道，要求老百姓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玄学家们还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进行辩解，认为“名教出于自然”或“名教即自然”，将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结合一体，形成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玄学家推重“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正始玄学主张“贵无”，强调“以无为本”，将无视为本体，有视为作用。这二者作为体用关系，同时也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这一观念源于老子的“有生于无”之说，经过何晏、王弼的改造，成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观念，用于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统一问题。正始玄学对名教采取肯定的态度，实质上是对现实的肯定。其自然与名教之辨的理趣，在于以理想去调整现实名教的偏弊，以使名教xxx限度地发挥其治世功能。圣人因体合大道，不执于有，不滞于用，即“崇本”或“贵无”，由此达到“体无”之境。但“体无”不是遗有弃用，圣人必然“举末”，不会弃绝名教。圣人不滞末而弃本，有用而无体，肯定有而又能体无，使名教不背自然之道。这是正始玄学对自然与名教关系的根本理解和规定，也是调和二者关系的根本方式或路径。

竹林玄学主张由用显体，与庄子哲学有关，认为自然与名教应当是一回事。阮籍和嵇康强调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但实质上仍主张调和两者的关系。他们认为，理想的名教应与自然契合，但在现存的名教中，违背了这一原则。阮、嵇对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处理，显发了庄学的精神，并强调了现实中的问题。

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郭象，不仅继承了竹林哲学的核心思想，还进一步发展了它。他主张万物自生自化、圆满自足，并强调“无待而逍遥”的境界。为了实现这一境界，圣人需要无心应感，如同不系之舟一般自由自在。郭象通过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将游外与宏内、庙堂与山林、为与不为合为一体。他认为，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是解决竹林哲学矛盾的关键。通过这些努力，郭象将自然与名教之辨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其涵盖的“本末有无”“名教与自然”和“言意之辩”等核心论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关系，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主体地位，实现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同时，借鉴魏晋玄学的“才性问题”，可以激发教育对象的个体价值追求和人格意识觉醒，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和思想观念，保持生机和活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国佛学源于印度佛教的传入，是一种宗教哲学。它不仅对佛经进行传译和讲习，还进行研究和融通，因此并非印度佛学的简单移植，而是一种嫁接。中国佛学与印度和中国本土思想紧密相关，但又有其独特之处。中国学者从公元二世纪开始真正接触印度佛教思想。最早的佛经翻译家包括安世高和支娄迩凿，分别主要翻译小乘和大乘经典。般若学在初期传入时引起xxx研究兴趣，尤其是鸠摩罗什准确翻译大乘般若学经典后，般若思想与魏晋之际的玄学相互激荡，改变了中国佛学的面貌。魏晋时期，道安、僧肇、慧远和道生等人的研究与发挥，使中国佛学正式走上中国的思想舞台。

道家哲学中的“清净”概念是核心，而道教在隋唐时期系统地吸收了道家哲理，特别是通过重玄学。道教的教义文本和活动规范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体系。之前，民间黄老道派主要集中在炼养、服食、符篆，其中炼养和服食用于养生和修仙，符篆与鬼神有关。神仙方士通常隐居修炼，与民众互动少，所以在东晋前未形成以仙道为中心的教团。东晋时，除天师道外，三皇派、上清派和灵宝派在南方民间有较大影响。三皇派是两晋之际在江南有影响力的黄老道派，西晋时兴起于北方，以《三皇文》为代表，奉行与神仙观念相关的鬼神方术。这一时期，道教各派别逐渐形成和完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魏晋时期是经学发展的转折点，其中郑玄和王肃是关键人物。尽管儒学和经学在此时相对衰落，但仍存在深化的思想转化。王弼和何晏作为玄学家，对推动经学发展方向起到了历史性作用。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经学家受到玄学和佛学的影响较大，而北朝则基本沿袭了汉魏传统。这一时期，魏晋学者的经学研究成就显著，如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等，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魏晋儒学重在义理，南北朝诸儒倡导的“义疏之学”对唐代儒学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

“网络新玄学”是青年在网络空间和社交媒体上认知自我、建立社交、应对焦虑、坚定选择并摆脱迷局的方式。它以“Z 世代”为主要受众群体，折射和隐喻着他们的精神需求、价值理念和情感世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网络新玄学”呈现出“Z 世代”青年寻求“乌卡时代”的确定性解困新路、摆脱精神内耗的另类化自我认同、纤解身份焦虑的悦己型情感消费的意识形态图式。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应以利益诉求为立足点、以理想信念为着重点、以法治建设为着力点，引领“Z 世代”青年形成积极社会心态、塑造崇高精神境界、加强网络文化治理，进而使网络青年文化得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