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汉汉文帝时期大臣、政论家、文学家。

贾谊是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十八岁时即以博学能文而闻名郡县。河南郡太守吴公听说他的才华，聘任其为幕僚，赏识有加。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听说河南郡太守吴公政绩卓著，位居全国xxx；又因吴公与秦朝宰相李斯是同乡，曾以李斯为师，于是汉文帝征召吴公入朝担任廷尉。吴公于是向汉文帝进言，举荐贾谊，汉文帝将贾谊征召入朝，担任博士。

当时贾谊二十余岁，是博士中最为年轻的。每次汉文帝诏命博士议事，诸老先生不能应对，贾谊都能对答如流，每每道出诸生心中所想而又说不出来的意思。因此，诸生无不佩服贾谊的才干。汉文帝大悦，不到一年时间就破格提拔贾谊为太中大夫。贾谊认为汉朝开国已二十余年，天下太平，应当改订历法，变易车马，改换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更改秦朝的旧制，重新确立汉朝的制度。贾谊于是草拟了一份变革礼仪法度的奏章，上奏汉文帝，提出以黄色为尊，祭祀用五种牲畜，其他官名也悉数更改。汉文帝为了表示谦让，不肯改制。但是各种法令的更改确定，以及让封爵为列侯的人回到封地等措施，都按照贾谊的主张办理了。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贾谊向汉文帝上《论积贮疏》，针对当时社会弃农经商，奢侈之风盛行的现象，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建议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从民间到朝廷都应该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下诏民间开垦农田，同时主持亲耕仪式，以鼓励农业生产。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汉文帝为了嘉奖贾谊的功劳，提出授予他公卿的地位，遭到大臣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群起反对，他们联合起来诋毁贾谊，认为他年纪轻轻而专欲擅权，扰乱朝纲。此后，汉文帝逐渐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不久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辅佐长沙王吴著。贾谊因受贬离朝，情绪低沉，渡湘水时写下了一篇《吊屈原赋》，贾谊以屈原自况，表达了自己遭谗被贬的愤懑与无奈之情。

贾谊谪居长沙，虽然远离京城，但是他仍旧心怀天下百姓。当初，秦国使用半两钱，汉高祖刘邦嫌秦国钱币太重，于是更改重铸荚钱，导致物价飞涨，米价到了一石米值万钱的地步。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朝廷下令更改重铸四铢钱，废除禁止民间盗铸钱币的命令，允许民间铸造钱币。贾谊上《谏铸钱疏》，反对私人铸钱，主张由国家统一铸造钱币。汉文帝没有采纳。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天，有一只鵩鸟飞进他的馆舍，落在坐席上。鵩鸟与鸮[xiāo]鸟类似，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鸟。贾谊自从谪居长沙以来，常因长沙地势低洼潮湿而暗自伤悼，认为自己寿命不长，因见到鵩鸟，于是作《鵩鸟赋》以自我宽解。

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汉文帝征召贾谊从长沙返回长安。贾谊入朝觐见时，汉文帝刚结束祭祀天地的典礼，坐在宣室之中，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便向贾谊询问鬼神之本元。贾谊便将鬼神之事情娓娓道来，直至夜半，文帝听得入神，不知不觉中竟挪到了贾谊的身边。事后汉文帝对身边的人表示，自己很久未见到贾谊了，自以为已超过他，而今看来还未赶上他。于是，汉文帝任命贾谊为梁王刘揖的太傅。刘揖是汉文帝的小儿子，最受宠爱，因他好读书，所以让贾谊教导他。贾谊回到长安后，汉文帝经常以国家大事向他征询。当时，匈奴强盛，不断侵犯边境。汉朝天下初定，法制宽松而不完备。有些诸侯王僭[jiàn]越，占地超过古制，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都先后因谋逆叛乱而被诛。贾谊数次上疏指陈政事，多为匡正过失，建立制度而作，其中以《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最为重要。但是汉文帝虽然爱其才华，并未采纳贾谊的建议，也没有再对其加以重用。当时绛[jiàng]侯周勃被人告发谋反，周勃被xxx囚禁在长安狱中，不久释放，恢复爵位封邑。贾谊为此而讽谏汉文帝，汉文帝为其所感，从此注意涵养臣下志节。此后凡大臣有罪，都赐其自杀，不再受刑辱。淮南王刘长谋反不成，畏罪自杀而死。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汉文帝封刘长的四个儿子为列侯。贾谊担心汉文帝还会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王，于是上疏劝谏，汉文帝没有听从。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王刘揖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太傅，没有尽到辅佐刘揖的职责，终日哭泣，于第二年忧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强化中央集权：汉初，汉高祖刘邦在全国分封同姓诸侯王，诸侯封邑占据全国39个郡县之多，而中央朝廷直辖郡县仅有15个。各地诸侯拥有庞大的地盘，在封地内各自为政，自行设置官僚机构，不服从中央朝廷领导。加上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先后阴谋叛乱，贾谊在《治安策》中强调诸侯王割据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提出强化中央集权，把诸侯王国以大化小，削弱地方诸侯的割据势力。汉文帝在贾谊死后才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诸侯王原有封地上增加数目，分散他们的力量，使中央政府与他们的关系能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贾谊的建议还对后来晃错的“削藩策”和主父偃的“推恩法”很有启发，为汉景帝刘启削夺诸侯王国封地和汉武帝刘彻推恩分封诸王子弟的做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消除匈奴边患：西汉王朝立国之初，时常面临匈奴侵扰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的难题，边患不绝。贾谊考察汉匈关系和边陲形势，深知为了防御匈奴的袭扰，戍边和筹措粮饷，给人民带来莫大的苦难。贾谊在《治安策》中认为要使汉朝政权巩固、天下太平，就要严格控制匈奴，积极解决边患问题，同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注意策略，讲究方法。贾谊主张武力反击匈奴袭扰的同时，又提出“以厚德怀服四夷”的建议。对于匈奴侵扰的问题，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采取时战时和的措施，妥善处理矛盾；汉武帝刘彻则是通过xxx消灭匈奴有生力量，从根本上解决匈奴边患问题。这些举措，都受到了贾谊的影响。

汉朝立国之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吕后“复弛商贾之律”、汉文帝“除盗铸钱令”的颁布，富商大贾急剧膨胀，出现了“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的局面，他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这些富商凭借财力与官吏勾结，侵占民产，操纵贸易，以获取暴利。与此同时，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人弃农经商。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论述农业生产对治国安民的重要性，主张“积贮”和“驱民而归之农”，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积贮粮食，防止意外。汉文帝采纳，多次下诏强调以农为本，实行轻徭薄赋。汉景帝刘启继续遵循重农政策，减轻赋税。由于贾谊重农抑商的主张得到重视和实行，出现了文景之治，带来了汉朝农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和人口的增长。

汉高祖刘邦建国不久，就提出“秦钱重难用，令民铸荚钱”，以致民间私铸钱币成风，物价飞涨；吕后时期，朝廷官铸八铢钱、五分钱，并下令民间禁止私铸钱币，但收效甚微。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朝廷下令更改重铸四铢钱，废除禁止民间盗铸钱币的命令，允许民间铸造钱币。吴王刘濞、宠臣邓通大肆开采铜矿，铸造钱币，造成一时之间“吴邓之钱遍天下”的局面，造成汉朝经济贸易混乱的局面。贾谊在《谏铸钱疏》中分析利弊，禁止民间铸钱，提出国家统一收铜铸币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汉文帝采纳。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把收铜铸币的建议付诸实施，长期存在的币制问题才得到妥善解决，都是贾谊首次倡议的功劳。

汉代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定型时期，包括贾谊在内的汉代思想家对儒家传统伦理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推进了中国伦理思想的进程。贾谊在伦理思想上的独特贡献，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高度提升和深度挖掘，他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对道德规范做了界定，从形而上的角度论证了德的“六理”和“六美”。“六理”包括“道、德、性、神、明、命”，称之为“德之理”；“六美”包括“道、仁、义、忠、信、密”，称之为“德之美”。贾谊主张的“六理”与“六美”，都是具有本体性和先验性的道德范畴。他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对君主、太子、官吏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要求，积极为君主出谋划策，为维护汉朝统治的稳固服务，同时也丰富和深化了儒家的官德思想。贾谊还阐释了仁和礼的关系，他认为仁义道德以礼为形式，礼又以仁义道德为内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对后世正确理解政治与道德的真实关系具有启发意义。孔子主张的君臣之礼是君臣之间互相约束，但贾谊则强调君主的尊贵。学者李丹丹、柴文华认为，贾谊所提出的封建等级观念，虽稳固了汉朝的统治，但对古代中国人消极道德心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贾谊的法治思想主要源于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以及荀子礼法结合的思想。他充分继承了先秦法家如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子等人的法治思想，又深受荀子礼法合流思想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其加以改造，吸收其合理内核，重新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汉朝天下初定，贾谊在吸取秦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汉初商贾、豪民越制，世俗败坏的社会现实，贾谊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约束。他提出“定经制”，旨在重新建立制度，即通过法治手段来维护社会的安定。贾谊主张用具体的法制，规范超越礼制的商贾、豪民，扭转已经败坏的社会风俗，他的法制主张在汉景帝、汉武帝时期得到实施，如汉武帝大量任用酷吏，诛杀豪强，征收商人财产税，打击富商大贾，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汉朝的统治秩序。

基于两汉初期的汉匈关系，贾谊的“华夷”观念秉持“尊王攘夷”的“夷夏之辨”思想，首先强调华上夷下，尊卑有序；同时又把华夏腹地与边疆看作一个整体的天下，并且视匈奴为华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贾谊认为匈奴已经对汉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但是对于匈奴应该以招揽抚慰为主，主张“用夏变夷”，最终实现使匈奴成为汉庭臣民的目标，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建三表”“设五饵”的策略。“建三表”即建立“信”“仁”“好”三种标志，让匈奴人了解并感受到汉天子的仁德与好意，以此取得匈奴民众的信任和爱戴；“设五饵”意为设置锦衣华车、珍馐美味、美女乐舞、高堂豪宅、召幸优抚等五种诱饵，吸引匈奴民众的内心，让他们向往汉廷，想要前往归附。学者徐莹在《贾谊夷夏观探析》中认为，贾谊的制夷之道秉承先秦儒家的天下情怀和文化自信，试图以物质为载体，向匈奴输出汉朝的华夏文明，以达到瓦解和分化匈奴的目的。这种“用夏变夷”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儒家经典“夷夏之辨”观在汉初现实政治中顺时而为的产物。

贾谊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傅职》《保傅》《连语》《辅佐》《礼》《官人》《劝学》《胎教》等篇目中，大多是就如何进行太子教育而言的。太子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自秦朝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皇帝是这套权力制度的核心，而太子是储君，是国家未来命运的掌控者。所以贾谊认为一个国家的未来，都关乎对太子的教育是否成功，教育太子将直接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太子的地位虽然特殊，但在作为受教育者这一点上，与普通学生又无实质区别，所以贾谊关于太子教育的论述对于普通教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贾谊的教育思想也给当代教育带来了一些启示，即应重视胎教和早期教育，重视环境对教育的影响，重视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等。

贾谊传世的著作包括政论文章《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过秦论》《论积贮疏》，以及辞赋《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旱云赋》《簴[jù]赋》。《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凡所著述五十八篇”，《艺文志》记载贾谊的文章之数也是五十八篇，其中有赋文七篇（五篇已经失传）。《汉书·儒林传》记载，贾谊另有《左氏传训故》一篇，已经失传。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黄宝根据北京书肆所得的钞本同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的长沙刻本的板片，拼凑而成《贾谊新书》（四部丛刊初编），全书十卷，共五十六篇。但编纂[zuǎn]者为了凑数，把贾谊的《陈政事疏》至少割裂成二十个篇目，包括《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五美》《制不定》《阶级》《俗激》《时变》《孽产子》《铸钱》《铜布》《亲疏危乱》《解悬》《匈奴》《势卑》《无蓄》《保傅》等。编纂者的用意是《新书》五十六篇外加《吊屈原赋》《鵩鸟赋》凑足五十八篇之数，以符合《汉书·贾谊传》的记载，但却弄巧成拙，使得《新书》脱离了贾谊文章的本来面目。

贾谊的政论散文以《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过秦论》《论积贮疏》为代表，顺应汉初的时代要求，而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特点，同时一定程度上受到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章影响，博采众长，为政治思想服务。具体体现为：其一，礼治与法治并重，这与荀子的“隆礼重法”一脉相承。其二，君权“尊不可及”与“民无不为本”相统一，实质上是儒法王霸之道在他政治思想中的融合。其三，君道与臣道相对，而这些正是先秦道家、法家以及儒家的共同思想。贾谊接受了前人的思想成果，而以守成之术为主，综合诸家适用部分，为汉王朝的统治建立理论基础。贾谊继承战国诸子余绪，兼容并包，而又“自成一家之文”。学者范爱菊在《贾谊的文学才华及成就》中认为，贾谊的文章说服力和感染力兼备，虽然讨论的是实际的政治问题，极富主观色彩，饱满热情。在论辩事理时以对比、排比、对偶和夸张等表现手法形成了强烈的气势；在情感特征上或率性直言，或寓情于理，或情文并茂，情感充沛；特别擅长运用形象的比喻，或以自然事物和社会现象譬喻说理，或以寓言和历史故事说理，或以富于形象的引语说理，形成了形象而明朗的特色。他的文章，对后世的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都有影响。如曹植、陆机、魏征、陆蛰、杜牧、王安石、苏泡、苏轼、苏辙、胡锋、辛弃疾和陈亮等人的政论和史论文章，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贾谊散文的影响，又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和变化。

贾谊的辞赋，将楚辞与荀赋相结合，同时受到了屈原、荀子的影响。他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在其《吊屈原赋》《鵩鸟赋》中得到了体现。此外，贾谊的辞赋不仅在思想感情上与屈原息息相通，而且他创造性继承了屈原赋文中的艺术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屈原的辞赋最突出的是富于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虚构，而贾谊把屈原以幻想为特征的虚构，发展为摹写事物的铺陈，显示了咏物叙事的汉赋的雏形。学者汪耀明在《论贾谊和西汉文学》中认为，贾谊的辞赋形象动人，情意深长，比喻贴切，对比鲜明，句法参差，铺陈有序。在叙述形式上，擅长叙事、说理和抒情，呈现散文化的倾向，为汉赋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后世如班彪、张衡、赵壹、蔡邕、王案、向秀、鲍照、江淹、庾信、韩愈、杜牧、欧阳修、苏轼等辞赋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贾谊的影响。

西汉史家司马迁评价：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文章，被屈原的志向所感动，悲叹不已。到了长沙见到屈原沉江的地方，每次都痛哭流涕，想见一见他这个人。等到读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又认为以屈原的才干，如果能够游历诸侯，哪个国家不能容纳他呢，何必如此走上绝路。而读贾谊的《鵩鸟赋》，又感觉怅然若失，有同命相怜之感。西汉文学家刘向评价：贾谊解说夏商周三代和秦朝安定与动乱的观点，其论断之佳，通晓洞达国家的典章制度，即使古时候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超过他。如果他在当时能得到重用，一定能让国家兴盛，却被庸臣残害，很让人哀悼痛惜。西汉经学家刘歆评价：汉朝的士人中能够真正代表儒家的，只有贾谊一人而已。东汉史家班固评价：汉文帝移风易俗，推行改制，都是按照贾谊的谋划来施行。贾谊虽然早早就去世了，在官职上没有达到位列公卿的地步，但是也不算是怀才不遇。北宋文学家苏轼评价：人要有才能并不难，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实在不容易。可惜，贾谊虽然能够做帝王的辅佐之臣，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贾谊志向宏大而气量狭小，才能有余而见识不足。明朝学者李东阳评价：汉文帝的时候，能够担当大臣重任的只有贾太傅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被推荐在朝廷，并且显露出才能。最终却被大臣谗毁，困处在长沙，因为梁王的事而死，让人叹息。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评价：贾谊、陆贽、苏轼三人的行迹类似。陆贽和苏轼都以贾谊自比，世人也都认为他们是一类人。陆贽想成为贾谊，但是却做不到，但也有超过贾谊的地方。苏轼想成为陆贽，但是也做不到，更何况与贾谊相比了。清朝学者袁枚评价：如果贾谊不是英年早逝，必定能得到汉文帝的重用。贾谊如果能施展他的才能，其成就必然能超过晁错、董仲舒。而贾谊最终早逝，岂不是命数如此。贾谊自认为作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念及汉文帝的恩遇，因为梁王坠马而忧郁成疾，是深情所致，所以他堪称贤者。近代文学家鲁迅评价：贾谊的文章富于文采，但是在事实论述方面则稍逊一筹，他的文章如《过秦论》《治安策》与晁错的《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都是西汉时期的雄文，但是两人关于应对匈奴边患的论述，贾谊的论述疏阔，不能与晁错的远见卓识相比。贾谊所提出的改革主张都没有得到重用，是因为汉文帝是守成之君，以致于贾谊怀才不遇，抑郁而终。

贾谊故居又名贾太傅故宅、贾太傅祠，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解放西路与太平街口交汇处。贾谊故居内主要景点有门楼、贾谊井、贾太傅祠、太傅殿、寻秋草堂、古碑亭、碑廊等。贾谊去世后，汉文帝诏令在长沙修建贾谊故居，以纪念贾谊。到了汉武帝时期，朝廷再次对贾谊故居进行修葺[qì]，扩大规模。到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朝廷再次对贾谊故居进行改扩建，形成了祠宅合一的格局。此后，贾谊故居多次被毁，又再次在故址重建。现贾谊故居为1998年重修，如今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长沙贾谊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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