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

《国语》又名《左氏外传》或《春秋外传》，相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所编纂[zuǎn]的一部按国别记载贵族王侯士大夫言论的史料汇编，是中国历史上xxx部国别体史编。

《国语》以国为别，以语料的形式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纪事，故称为“国语”。西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是首次将国语和左丘明并提，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提有：“《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在汉魏学者看来，该书是左丘明在为《春秋》作传后，依据《左传》剩余材料，重新编辑的史书，故而《国语》又被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

关于《国语》的成书自古以来就有较大争议，传统上《国语》被认为是在《春秋》中与《左传》内外相对的，如宋庠在《国语补音》中提到的：“凡事详于内者略于外,备于外者简于内”，两本史书有着各自的分工。而在现代基于新的史料问世，对于《左传》和《国语》成书则有“上下源流”和“同源分流”之说，前者是指《国语》出自左传剩余文字，后者指《国语》和《左传》均出自《春秋》史料，为内外传。《国语》全书共21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上至周穆王西征犬戎，下至智伯被灭。各国史事写作风格不同，非出自一人之手，有现代学者判断应属历史文献汇编，至西汉刘向考校才定型。

《国语》的作者久有争议，当前学术界普遍有两种观点，一是《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另一观点则是《国语》的作者并非左丘明。1.《国语》作者是左丘明这一看法较为传统，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太史公司马迁的言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撰《史通》中有：“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左丘明，春秋末期重要的史学家、散文家、思想家，鲁国人，生卒年不详，据传与孔子生年相仿，两人关系密切。为了著述历史，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对此，《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回鲁后孔子便写成了文字简炼的《春秋》，而左丘明则为之作传《左传》。两者一经一传，共为内外。而左丘明到了晚年，双目失明，不能正常工作，于是告老还乡，在家乡利用闲暇时间，根据《左传》剩余材料编纂了《国语》来警示后人。2.《国语》并非是左丘明所著的看法则是自晋代产生的观点，晋代思想家傅玄认为《国语》并不是左丘明所作，论据是两本书中谈论同一件事情时，一定是《左传》中的描述更加真实，既然言论相悖，就不可以归为一人笔下。唐代柳宗元也评论说：“《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后世赵匡、啖助、陆淳、陈振孙等也因《国语》与《左传》体例不一、叙事相乖的原因而持有观点，这一派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国语》并非一人所著，而因其各卷文风迥异，当源自于各国史官的历史资料经由后人整编而成。

《国语》和《左传》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思想观点上都有着密切联系。自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导致礼乐崩坏，诸侯借机相继问鼎称霸，威胁社会安定和周朝统治。孔子有鉴于此，而作《春秋》，目的在于”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即通过论述历史事件来辨明王道，分定善恶是非，而左丘明作为为《春秋》作传之人自然也抱有和孔子类似的观点，作者奉循“尊周宗鲁”的态度，《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和左丘明在鲁国一同阅览历史文献，然后“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这里的礼乐指的即是鲁国所传承的周礼，故而可知《国语》和《左传》都是用来警示后人，恢复周礼。而在对于《国语》作者是左丘明持否定态度的一派的观点里，《国语》的成书时代多断定是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有学者认为《国语》是《左传》的史料来源，也有人认为《国语》和《左传》互为《春秋》的外、内传。对于具体确切的成书时代断定学术界莫衷一是，还需要史实考辨以及新的史料出土才能进一步判定。

《国语》全书共分为二十一卷，记载了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之交这段历史时间中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一些史实。包括各贵族间朝聘、宴会、讽谏、辩论、应对之辞，一些历史事件及传说故事。其中“语”本义为交谈，在贵族君子们对历史事件、传说加以评述，记录他们于乞言（请求）、合语（合于君臣父子长幼之道的言辞）中的善言以及评述的文献便成为了“语”书。《国语》便是现存xxx代表性的“语”书，存录了八国“语”料，其中《周语》三卷，重点叙述大臣如何规劝君主和谋划政治得失的言论和行事。《鲁语》二卷，则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强调有关德义礼信方面的内容。《齐语》一卷，主要记载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所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晋语》九卷，勾勒出晋国由强变弱的变化过程。《郑语》一卷，记载郑桓公和周太史伯分析天下局势，规划立国一事。《楚语》二卷，主要记载灵王至昭王这一时间内楚国的内外局势、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围绕崇德、守礼、诚祀方面展开。《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和越国谋臣范蠡的持盈、定倾、节事三大治国方略的实施。

《国语》一书自成书以来至北宋为之作注者甚多，北宋的宋庠《国语补音叙录》中记载有西汉有郑众、贾逵、王肃、虞翻、唐固、韦昭为《国语》作注，“唐宋以来，各家之注多亡佚，惟韦昭《国语解》存于世。”，宋庠[xiáng]曾整理《国语》以及韦昭《国语解》，并著作《国语补音》三卷。此外还有后汉杨终撰有《改定春秋外传章句》、三国孙炎撰有《国语注》、北魏刘芳《国语音》一卷，以及后世早已散轶不传的汉晋之间的旧注文章。韦昭《国语解》为现存于世最早的《国语》注本，前人的注释工作为韦昭的注释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韦昭《国语解序》中记载了汉章帝时期郑众训注以来贾逵、王肃、虞翻、唐固相继进行的添补修正工作后世《国语补音》三卷的作者宋庠也写到：“然观韦氏所叙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可以看出韦昭《国语解》的注释吸收了前代学者的看法，是集大成之作，由于韦注的详实全面，其他各家版本的注本也就相继散佚。明代郑维岳《新锲郑孩如先生精选国语旁训便读》二卷，除《郑语》外精选七国语98条，对文中主要字词进行旁训注释。闵齐伋撰《国语裁注》，变二十一卷为九卷，其中《晋语》以怀公为界分两卷，其余各国各一卷，注释不出韦昭《国语解》之外，重点引柳宗元等人评语以帮助理解。清代《四库全书》，《国语》被分入“杂史类”，所以为其校注者也逐渐增加，相关文本也较多。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十六卷，汪中《国语校文》一卷，姚鼐《国语补注》一卷，孔广栻辑《国语解订伪》稿本一册。黄丕烈《国语札记》一卷，刘台拱《国语引校》一卷，黄模《国语补韦》四卷，汪远孙撰《国语三君3注辑存》四卷、《国语明道本考异》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合称《国语校注本三种》。陈豫《国语翼解》六卷，王引之《经义述闻》和俞樾《群经平议》中也有《国语》的校注。这些多是仅摘列《国语》及韦注有关的文句加以校勘诠释的形式。董增龄《国语正义》二十一卷则是补注性质的，刊《国语》全文及韦注另加附注。此外清代还大兴辑佚之风，汪远孙《国语三君注辑存》是辑佚性质的书。汪氏据诸多传注以及唐宋类书采抵，辑贾逵、虞翻、唐固、孔晁等人之注，得四卷。清人王谟《汉魏遗书钞·经翼》(第三册）辑得贾逵《国语注》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补遗·经编春秋部》辑有贾逵《国语解诂[gǔ]》二卷，郑众《国语章句》一卷，唐固《春秋外传国语唐氏注》一卷，虞翻《春秋外传国语虞氏注》一卷，孔晁《春秋外传国语孔氏注》一节。黄奭《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史部杂史类》及《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辑有贾逵《国语注》一卷，郑众《国语解诂》一卷，王肃《国语章句》一卷，唐固《国语注》一卷，虞翻《国语注》一卷，孔晁《国语注》一节（条)。劳格《月河精舍从钞·读书杂识》卷六辑录贾逵《国语注》一卷。王仁俊《经籍佚文》据《路史·前纪》卷三钜灵氏注引佚文一节（条)，辑得《国语佚文》一卷，又《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经编春秋部》辑得贾逵、虞翻《国语注》各一卷。蒋曰豫《蒋侑[yòu]石遗书·滂喜斋学录》也辑得贾逵《国语贾景伯注》一卷。《国语旧音》是存世最早的韦昭注本音义，作者佚名，留于《国语补音》之中，所以称为《旧音》。该书于隋唐经籍艺文志中均未见录，只在《魏书·刘芳传》中记有刘撰《国语音》一卷，此人擅长音训。宋庠在《国语补音叙录》中则断定其为唐人所著，清人又引据反驳，盖不能从一。又有学者通过音韵考察《旧音》中语音特征，反映的语音历史层次来看，《旧音》成书时间约在盛唐之前。

北宋前期《国语》出现了刻本，学界称之为明道本和公序本。明道本，全称天圣明道本，该本初刻于天圣七年（1029），重刊于明道二年（1033）。元初苏应龙纂辑类书《新编类意集解诸子琼林》其中收录的《国语》三十篇经对比应出自明道本，后该本焚于绛云楼大火，明代钱士兴有影钞，该影钞本附有何焯题跋，从内容可知，该本在1702年流入何焯手中，后转入毛氏汲古阁，现存于日本，传播线索清晰。明道本另有陆贻典校宋本、惠栋校宋本、黄丕烈校宋本等校本存世。陈树华(1730-180)《春秋外传国语考正》《四库全书荟要》皆曾据所见明道本校公序本。清嘉庆五年(1800)，黄丕烈据校宋本重雕明道本,成为清中叶以来《国语》的主流刻本,后世注本多祖黄刊明道本，而此本对海外《国语》研究也有着重大影响，多国注本也大多以黄刊明道本为工作底本，如铃木隆一《国语索引》（1934）、鲍吾刚《国语索引》（1973）等。内容上明道本喜用常见字、熟字、本字、后起字、俗字。公序本在宋庠《国语补音·叙录》中记载他在宋仁宗天圣初年从同年考生手中借到这本书，之后从自己私藏以及官方藏书中取来十五六本书来进行校对，这本书中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大体上还算完整精良，沈仲涛所捐赠《国语补音》有“治平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书札子一道”“《国语》并《补音》共一十三册，宜令国子监开板印造。”可知宋庠书成后，约在1064年2月前后于国子监付梓。宋元递修本：在目前所见公序本系统中，以宋刻宋元递修本最早，该本有《国语》二十一卷、《国语补音》三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影入各类丛刊。此书据推为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本，疑似为南宋监本，历史年代接近，更能展现公序本原貌。元代，南监本归入西湖书院，可见于《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明后又转存南京国子监，册首皆印有“东宫书府”。明刊弘治本、许宗鲁本、金李本均在南监本的基础上校刊而成。目前所见诸版本中，金李本与宋元递修本最为精良。内容上公序本常用古字、生僻字，借字、初文、正字。整体来看公序本更佳，而明道本由于改字原因多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大连大达书社《白话译解国语》（1935年5月），朱太忙序，叶麟注释，三十二开本，正文127页。世界书局印行《广注语译国语精华》秦同培注释、宋晶如增订，新版于1943年11月出版，三十二开本，正文共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国语选》，傅庚生先生选注。巴蜀书社《国语选译》，高振铎、刘乾先译注。

上海古籍初版社《国语》点校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吉林文史出版社《国语译注》，薛安勤、王连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国语译注》，汪济民等。暨南大学出版社《国语译注辨析》，董立章。上海古籍出版社《国语译注》，邬国义、胡果文等。岳麓书社《白话国语》，李维琦。贵州人民出版社《国语全译》，黄永堂。江西高校出版社《译注国语》，秦峰。三秦出版社《白话国语》，赵望秦、张艳云等。复旦大学出版社《国语直解》，来可泓。齐鲁书社《国语》，鲍思陶点校。河南大学出版社《国语简注通说》，曹建国等。

《国语》的编纂者虽无定论，但其时代认定仍归于周，白寿彝先生认为《国语》的编纂次序是有着整体上的考量，《周语》在首，周公之后的鲁在次，有匡扶之功的齐再次，这一顺序表现了《国语》奉循尊周重礼的思想。而《国语》虽然录有晋语九卷，但在《晋语四》中提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可以见得编纂者已知晋亡，故而其思想倾向并非是晋国，而《郑语》一卷借史伯之口言楚国历代之功，断言楚国之“必兴”，将《郑语》置于《楚语》之前，以此来宣告楚国的兴起，且《晋语》以智伯被灭作为结束，《楚语》却止于变乱平息，昭惠复兴，两者对比也可以看出编纂者重楚的政治倾向。

《国语》作为一部语书，记言是其特色之一，而该书作为史书，记事又是其根本性质，在历史叙述上《国语》的作者通过历史编纂恰当地把记言和记事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如在《晋语》中重耳与子犯的对话，“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表现出重耳贪慕享受，和手下谋臣的忠心。《国语》还继承了西周以来的鉴戒史观，通过评述历史上事迹的成败善恶来做到规谏和教育的目的，使得执政者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这样的历史观念也体现在书中的篇章里，如《晋语七》记录了晋悼公与司马侯讨论德义的一段对话: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意在规劝君王要扬善惩恶才能算得上是德义。纪事本末的叙事法也是《国语》的一大特色，集中记载一个事件，完整地写出事件的始末，记叙完备，如《齐语》中记述“齐桓公争霸”中按照事件因果顺序先后记录了，管仲归齐，辅佐桓公到桓公主持霸业，一匡天下，扶助弱小，最后对齐国政事进行总结。是典型的纪事本末的手法。

《国语》是与《左传》齐名的史籍，两者在研究中常常被拿来对照，相为表里，可以看出《国语》之中有着明显的儒家思想倾向，韦昭《国语解序》中提到：“左丘明……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国语》通过记载贵族大人君子在历史事件中的的“嘉言善语”来探究国家兴衰、社会变迁，并借此警示后人，惩恶扬善，这与儒家作史书的意指相通。《国语》表彰和强调了儒家伦理中的“德”，其正文中出现的“德”字总共有二十五处，并且有着丰富含义，具有道德意味，如“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国语·周语上》);“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国语·周语上》)﹔“居俭动敬,德让事咨﹐而能避怨”(《国语·周语下》)等，强调了德性、德行、德政多个层面的伦理美德。同样，“仁”字也在《国语》也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如：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国语·周语中》；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国语·周语中》)等。通过《国语》《左传》中仁德思想的改造和提升，仁学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得以确立，使之获得了强大的生命活力，具有深远影响。此外由于国别体体裁的性质，各个国家体现出来思想也较为杂驳，致使《国语》的思想也有儒学体系之外的内容，如在《齐语》中表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的霸道思想，以及在《越语下》中着重描述了越国范蠡治国理念，以及其在越国的实施情况。

《国语》共有二十一卷，其中有400多名出场人物，其中主要刻画了诸侯国君、卿大夫、妾夫人三类人物形象。春秋时期的诸侯就是大贵族统治阶级的代表，在《国语》中关于诸侯国君的塑造就有各式各样，如励精图治的越王勾践、荒庸无度的周厉王，《国语》往往能够抓住角色的性格特点，以对照的方式展现角色，使其互相映照，形成矛盾冲突，以表现出角色不同的性格特征。《国语》是一部“多闻善败以监戒”历史言论汇编，所以掌握文化站知识具有精神生产能力的士大夫阶层则是该书重点描绘的对象，如晋大夫郤至，他富有才能，却锋芒毕露，最终因谗言而死的悲剧，再如伍子胥之死中着力刻画他的忠心与冤屈，使得后世皆为之同情，角色刻画不可谓不深刻不动人。女性形象在《国语》中也被突出描写，不同于《左传》中女性往往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国语》用大量的笔墨塑造女性角色，刻画了敬姜、骊姬、姜氏等妾夫人的形象，她们或是恪守礼法，或是勤劳善良，亦或是奸险毒诈，都是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主动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也为后世的史书中女性形象的写作提供了范式。

《国语》作为国别体“语”类史料，其xxx特色就是记言,其语言特色体现了春秋时期的语言新变,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国语》以文德约制人的内心，以修饰表现语言的文采，用以维护礼乐制度，也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发展。在叙事语言上，《国语》的语言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且逻辑性较强，即使是说理性质的话语，也寓幽默于警策之中。《国语》的叙事形式多是三段论，整合被叙述人的语言，运用各种排布使得散文整体更加接近日常对话，比之《左传》中政治性和伦理化的教条，《国语》的叙事则反映出社会大背景下人类日常生活的意识趋向在表现手法上，《国语》虽然是一部史书，但并非是照搬历史，而是对历史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通过想象和虚构，使得更加具有文学效果，这是国语在情节构思上的艺术创新。在叙述视角上，《国语》的国别体性质则是使得各国史官的叙事口吻各不相同，多角度多层次使得各卷语言风格悬殊，千姿百态，别有意趣，也能反映出更多的历史信息。在人物语言上，《国语》中的人物的语言具有身份化的特点，能体现人物的地位身份等特质，也有政治化和通俗性。此外《国语》还运用了独白的叙事方式，描写人物的外貌、语言，反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命运。

长期以来《国语》的研究是处于边缘化的，如传统观点就有“春秋内外传”与“剩余材料”之说，《国语》被认为是依附于左传的史书，而随着现代先秦史学的发展，这一视角下对《国语》全面考察能有说服力地对其历史地位作出重新的评价。《国语》对春秋时期发生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加以记述并总结。它通过人的活动来探讨考察社会变迁和国家兴衰，表现出了尊重客观规律和理性思考的现代史学观点，带来了积极的史观借鉴。其历史叙事多角度多层面反映事件的复杂性，并采取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为后世提供了历史叙事的范式。在思想上，《国语》秉承儒家一派思想，注重仁德，强调人民在治理国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惩恶扬善的思想规劝执政者以仁德治国，为后世儒家仁德体系的成型打下了基础。在文学上，《国语》也展示了其独特的价值，塑造了大量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并让这些人物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之内，在戏剧性的冲突中展现人物的特质与复杂的人性。此外《国语》还以其通俗口语化的对话语言艺术，在具有条理逻辑的情况下，将人物对白表现得生动跌宕。清人刘熙载说:“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国语》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唐代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在此过程中也带回了大量中国书籍，《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有《国语》一目，日本的《国语》研究开始于林道春训点本，此人生活在江户时期，是朱子学派重要学者。在林道春之后则是太宰纯拓开国语研究之端绪。太宰纯虽然没有关于《国语》的专门著述，只在其他著作中留有只言片语，但讲学过程中将自关于《国语》心得和注义传授给学生，其内容多见于后世徒辈的著述中，如渡边操《国语解删补》中提到跟从师傅春台先生（太宰纯）读《国语》而后稍解文义，其中著名引称太宰纯的有二十条；服部元雅《国语考案》所存《鲁语》二卷中也多有“纯按”“春台曰”等字样以引用太宰纯《鲁语》的考辨。可见其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