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

微观经济（一）1996年美国大选前夕，华尔街的一些基金经理显得分外紧张，因为他们认为克林顿和多尔谁能胜出，会影响到许多行业股的沉浮。如克林顿的禁烟姿态，烟草股必定遭殃；若多尔问鼎呼声日涨，则烟草类股份会渐入佳境。又如克林顿倾向于与中国在贸易上达成协议，那么纺织股将受挫；甚至克林顿的连任有助于苹果电脑起死回生，因为他有推广全美儿童学电脑的念头，而苹果机xxx优势的便是中、小、大学的市场份额。总而言之，若克林顿连任，苹果电脑、教育股份将爱惠，而药物股、纺织股、香烟股将受挫；若多尔胜出，国防股、零售股、保安股将受惠，金融股、政府工程承建股份以及债券将受累。

这当然和两位总统侯选人的宏观政策偏好有关。但据香港财经作家林行止分析，虽然共和党、民主党在政纲方面是大吹法螺，且各异其趣，却在经济政策上都带有“供应经济学”的痕迹。众所周知，“供应经济学”曾在里根时代大盛其道，其理论依据是拉弗曲线，即税率超过一定水平，税收开始下降。因为税率太高，个人和企业失去赚钱诱因，他们不工作不投资，交税的人少了，高税率便有低税收的效果。因此，有的供应学派人士曾将二战后的英国衰落和日本崛起，归因于唐宁街和通产省在税收政策的不同取向。

尽管拉弗曲线的正确性被人争议不休，但供应学派的精髓则是鼓励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家）的创造性和改善民间经济发展环境。所以，民主党尽管没有共和党“供应学派”来得明显（后者的减税方案直接明了，主要是入息税一刀切，减至15%），不过，却推出了许多很实惠的建议，如受薪者每年有一天的“带薪离职”的特别假期；在鼓励人力投资的前提下，大专学校的学杂费及企业培训员工开支均可获减免税，等等。这一切看似轻描淡写的方案，实质是和上述供应学派刺激民间经济发达的精神暗合的。

是拉选票的手段也罢，是有所作为的雄心也罢，这些经济政策取向无疑迎合了美国的实情。美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终于从日本手中夺过了世界xxx，奥妙在哪儿？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再度得到了弘扬，通过新产品的供给，创造了自己的市场需求。如当代世界上最优秀的产品——个人电脑，便是乔布斯、盖茨等在商用电脑之外独辟蹊径，在未有市场之时就开发的一种产品，然后为它创造一个市场。

而在70年代、80年代初最富有传奇的创造市场标准的故事，恐怕是索尼袖珍式收音机了。索尼总裁“异想天开”地想创造一只缩小到能够装入衬衫衣袋中的袖珍式收音机。但经过几多挫折后，缩小至极限的收音机仍不能装入正常的衣袋中。

最后，退缩的不是索尼，而是衬衫市场：因为索尼创造了一种新的商机，于是开始生产超大口袋的衬衫。

最能反过来说明索尼精神可贵的，是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在设计、制造以及在全球销售方面具有卓越的才干，销售额5倍于索尼公司，比索尼多27年的经验。但人们却并不认为它典型地体现了赋予日本增长奇迹的企业家精神，因为松下只有模仿的机智。如索尼生产了“贝塔马克斯”——世界xxx台大众化录像机，而松下认识到，顾客实际想要的是8小时，而非3小时的录像机，于是制造了能连续播放8小时的录像机，趁势主宰了录像机市场。

唯其如此，美国作家型的经济学者乔治·吉尔德就认为，日本出口产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和受人欢迎，根本原因在于索尼的创造市场精神。如果日本仅仅采取松下的经营方针，仅仅出口有赖于日元贬值、政府补助的低价推销世界其他地方设计的产品，世界各地公众的愤懑早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越来。而只有“当索尼、卡西欧和山叶等富有创造力的日本公司拿出五花八门、光彩夺目的新奇产品时，几乎没有人感到受威胁；大多数美国人对之赞叹和感激。袖珍收音机，微型电视机，可用于计算税款并能模仿长笛和吉它音响的计算器，数码式照相机，沃克曼立体声耳机，能缩小和放大的小型复印机，能录间和报时的收音机、录像机，这些产品先前并不存在，它们创造了新的市场，新的财富，新的乐趣，供应这些产品几乎可以说是馈赠。它们引起人们意外的好感，带来远远大于其价格的享受，满足购买者自己未曾感觉到的愿望，使他们惊叹不已。”

（二）当“日本奇迹”出现时，许多人都将此归功于通产省和以大财团为首的“经团联”和“日经联”。但人们慢慢发现，无论这些计划权力官僚机构多么出色地预言了技术发展趋势，都应该明智地避免“雄鸡谬论”——“即认为日本的‘朝阳’工业之所以会从地平线上升起，主要因为通产省在‘喔喔啼叫’”。

更何况通产省事后诸葛亮的事件实在多了些。索尼是首先向美国购买晶体管技术的公司，但却被通产省拖了一年，理由是：“如果晶体管具有这么广阔的前途，那么为什么日立、松下和其他日本的大电器公司没有申请购买这项专利呢？为什么通产省要给一个生产录音机的小厂分配外汇，及与此项技术引进有关的各种权利呢？”

通产省在日本汽车业的发展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50年代，通产省的几个主要官员就反对投资于汽车工业，因为它意味着要大量进口钢铁和石油这两种日本最稀缺的资源。60年代，当日本开始试探性地向世界开启它的经济大门时，通产省特别担忧的是日本的模仿性的、分散的汽车工业——长期受到通产省制定的各项政策的保护，不受外国竞争的压力——会被通用、福特等外国公司的巨轮压得粉碎。他们建议日本的10家汽车公司合并为两家——日产公司和丰田公司，并且建议任何新的公司不要生产四轮车辆。

幸好日本的企业家拒不接受这种观点。在通产省取消汽车制造业的保护和补贴之后，三菱公司首先和克莱斯勒达成协议，一跃成为日本第三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也购买了原通产省要求合并入三菱重工的五十铃公司的37%的股权。而原来生产“两个轮子”（摩托车）的日本本田公司却转产四轮车辆，并很快驰名世界。

（三）近来，素以高成长自豪的亚洲经济似乎有些步履蹒跚。1996年上半年，泰国出口仅增长7%，远低于去年同期的27%；韩国的经常帐逆差创93亿美元新高，财政部长被迫下台；新加坡受美国半导体需求萎缩之累，出口成长减退。马来西亚和泰国今年的经常帐逆差，可能分别占GNP的10%和8%，和当年颠覆墨西哥经济的逆差水准不相上下，于是悲观者发现了类似金融危机的苗头……

对此，经济学家科鲁格曼认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已经失去资本和劳力密集的竞争优势，但一时间又无法提升技术层次和生产力，经济发展步伐因此紊乱。

其实，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寻求技术和产业升级，积极发展石化、汽车、消费性电子和半导体等产业，可谓不遗余力。但专家们指出，恰恰是亚洲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责任。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中国台湾和韩国一心想赶上日本，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又急于想成为下一个韩国、中国台湾，于是一窝蜂地上马。结果，没料到半导体的需求会急速下降，造成今年价格重挫60%，严重影响出口和经济成长。

于是有人又责怪亚洲的科技官僚高估了全球市场的需求，或一厢情愿地认为美、日会放弃半导体等产业而另谋发展。但，正如我们上述的通产省的“雄鸡廖论”，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许最缺乏的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四）在国内，关于微观经济问题的议论也已有多时了，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情况也确实有所验证。1996年上半年两地A股公司的总体业绩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平均每股税后利润，沪市公司下跌14.15%，深市公司下跌19.25%，沪深1996年中期亏损的公司有27家，占上市公司的总数的7%，亏损总额共为5.5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5亿元增加了26.5%。上海B股的金泰公司，中期每股仅盈利0.02元，市盈率达到570多倍，打破了B股市场的纪录。而且它作为一个新上市的企业（不到一年），就接近亏损，在股市中也十分鲜见。比较微妙的是，A股公司税后利润在0.10元以下的公司，沪市有95家，深市有62家，分别占各自上市公司总数的38.93%和36.42%。如果不制止滑坡的话，明年……

不错，在选择某些产业作为新一轮增长点上，在重点企业追加xxx方面，在高新技术的产业发展方面，在产权改革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和行动，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如何鼓励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中小企业家精神方面，却付诸阙如。

例如，中小企业创业的风险资本如何筹集？在间接融资方面，国有银行已被大量呆帐所困扰，xxx确实需要十分谨慎。这样，民间信用问题如何解决，就值得研究。在德国杜依斯堡大学讲学的汪丁丁博士认为，华人民间信用除了对较合适的利率非常敏感外，也取决于华人独特的家族人际关系，因此会遇到“信用市场半径”过小的困扰。美国加州商学院教授孙涤在考察温州的民间信用交易后，曾和我谈论过此事。他对中国台湾的私人钱庄做过精细的研究，认为应作客观的分析。孙涤调查了许多中国台湾的大企业家，他们几乎都承认，当时若没有钱庄的帮助，难以有今天的局面。因为在他们创业之时，同样面临着无法取得国营银行xxx的困扰。最近，复旦大学的张军博士也受北京天则研究所之托，前往温州进行民间信用交易的案例分析，我们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修正我们以往的常识，拓宽我们的思路。

同样，在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上，也有一个对中小企业颇有助益的柜台交易问题。1994年底，我们在日本采访时曾遇见一家证券报的社长，他送给我们两本报社出版的有关柜台交易的书，并认为大力发展柜台交易是日本证券市场走出低迷的法宝。他说的可能严重了些，但柜台交易对中小企业有很大的帮助，却是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中小企业一般是难以符合集中交易的上市标准的，而柜台交易的标准相对较低，能解救中小企业创业资金的燃眉之急。至1996年5月底，美国的上柜股票已有5,500家，远超过集中交易的2,000家。柜台交易当然需要健全的监管，中国台湾就有过类似的教训。但1994年11月，中国台湾店头市场改制重建后，情势大有改观，到1996年8月底，上柜公司从11家增至66家，上柜资本总额从数百亿元增至2,380亿元，开户数从1万户增至42万户。预计1997年底，上柜家数可达180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