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9），是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封建大一统王朝，国号为“汉”，史称“西汉”或”前汉”。

西汉的国号是“汉”，这源于汉朝的创建者、汉高祖刘邦在鸿门宴之后被项羽封为“汉王”，所以国号也被定为“汉”。

为了和之后刘秀复兴的汉朝区分，史学上也将其称为“西汉”或“前汉”。

西汉王朝以农耕文明为主，地理环境对农业十分重要的。

图集出自北京市中国测绘科技馆地图厅的古今对照疆域图展示区(共22幅)，出自华林甫主编的《中华文明地图》

西汉时期的气候，整体比较温和，亚热带的界限比现今的秦岭淮河界限更加靠北，但是汉武帝时代之后，严寒气候逐渐增多。

构成西汉的重要地理部分主要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灌溉的盆地，这个地区拥有大量适合农耕的平坦土地，但是被山脉所割裂成冲积平原、盆地、沿江平原等。

黄河流域的中部高原以风积黄土为主，这种土壤很疏松，使用简单木制农具就能够进行耕种。虽然年降雨量只有250-500毫米，但是足以种植粟米、小麦等农作物。同时，由于气候干旱，这种多孔隙的土壤不会被降雨冲刷侵蚀，并且能够持续肥沃并保持其碱性。此外，高原上堆积成山的黄土，能够有效防止洪水的漫延。

在东部的大平原地区，黄河水携带的泥沙在这里沉积下来。虽然使得此处的土壤比黄土更加肥沃，但沉积性泥土也更容易产生洪水泛滥和盐碱化问题。70%的降雨集中在8月份，春季和初夏的降雨量较少。在农作物最需要水分的生长旺季，黄河的水位较低无法用于灌溉，农民一般依靠于自挖的水井或者富户开挖的水井。

长江以南地区地势崎岖，地形大多都是高山或者陡峭的山丘。只有在河流谷地、三角洲以及沼泽地这些地形，才有可能发展农业。

西汉时期，主要水系有渭河、黄河、汉江、淮河、长江等，但是这些水系都是东西走向，在南北方向上没有天然适合航行的水系交通枢纽。另外，由于滥耕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得黄河在上游冲刷大量的泥沙并在下游沉降，造成黄河多次溃堤，给沿岸的民众造成重大损失。

西汉时期，水土资源比现今的状况要好，但是因为滥耕、人口迁移等人为因素，森林被大规模的破坏，有边境地区沦为沙漠地区或接近沙漠状态。南方地区由于气候原因，沼泽遍野、野兽横行、瘴气四起。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位，此时百姓苦于秦政已久，民间酝酿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秦xxx。公元前209年，秦王朝征发贫苦百姓去渔阳（今北京密云）戍边，这其中包含陈胜和吴广。他们行至大泽乡的时候，遇到大雨而停留，按照秦朝的法律，误期会被斩首，由此陈胜和吴广密谋xxx。他们将写有“陈胜王”的字条藏于鱼腹中，戍卒在剖鱼的时候发现字条并感到震惊。晚上的时候，吴广模仿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为xxx制造了声势，之后陈胜激怒军尉并反杀了军尉，由此控制了队伍，史称“大泽乡xxx”。他们打着扶苏与与项燕的名号建立了“张楚”政权，随后陈胜带领队伍夺取了多个县城，在攻打陈县时，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骑兵一千多、步兵一万人了。

陈胜占领陈县后，诸多人响应陈胜，其中秦代的基层官吏，后落草为寇的刘邦在沛县xxx，楚国旧贵族项梁、项羽在会稽郡（今江苏苏州）xxx。

后来由于叛徒和农民xxx本身的局限性，诸多的xxx军不是被秦军剿灭，就是毁于内讧，陈胜、吴广的义军就被秦军剿灭。

而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击败了章邯的部队，使得秦帝国丧失了主力部队，项羽也经此战成为了义军的首领。公元前207年十月，刘邦攻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帝国灭亡，项羽分封了刘邦在内的诸多诸侯王，并尊从楚怀王之孙为义帝。刘邦在此次分封中，被封在巴蜀，他是首先进入咸阳的，但是项羽未遵守“先入关中者为王”的誓言，在随后的“鸿门宴中”，刘邦畏惧与项羽的实力，迅速的进入了巴蜀地区，但是萧何在咸阳的时候，收集了咸阳城内大量关于国家税收、地理、政治的资料，为后来刘邦崛起奠定基础。

之后，项羽杀死了义帝，刘邦经过巴蜀的积累实力也大增，由此对项羽宣战，经过彭城之战、荣阳之战、亥下之战等xxx，汉军掌握住了优势，而项羽由于部队得不到补充，实力越来越弱。最终项羽在乌江自刎。

刘邦灭亡楚政权后，为了防止韩信对他造成威胁，先解除了韩信的军权，之后又将韩信的封地由齐国迁往楚国，进一步削弱韩信的实力。

公元前202年，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刘邦经一番推脱后在“氾(fán)水之阳”的定陶称帝，后世将这一年称为“高帝五年”，并在娄敬的建议下，迁都长安。

西汉初年，刘邦将七位功臣分封为异姓诸侯王，七位诸侯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他们占据广阔的封国，不听朝廷指挥，威胁到西汉的稳定。

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叛，不久后就被刘邦平叛，后来立长安侯卢绾为燕王。公元前201年，有人上书言楚王韩信谋反，刘邦便征召韩信入宫，削去了韩信楚王的称号，封为淮阴侯。韩王信封地在颍川（今河南禹县），处于中原险要地带，刘邦不信任韩王信将封地调换至太原，来抵御匈奴。后来，韩王信被匈奴围困并归降与匈奴，并随匈奴反攻太原。刘邦率大军反击，被围困白登山七日，后来才逃脱。公元前199年，刘邦经过赵国，发现赵相贯高、赵午等密谋反叛，于是废赵王张敖为宣平候。

公元前197年，韩信与代国相国陈豨（xī）被指控谋反，陈豨自立为代王，部将四处xxx，波及整个华北地区，刘邦向其他几位诸侯王发出征召，但是除卢绾外没有响应者，后来刘邦通过重金贿赂的方式收买了陈豨的部将。公元前195年，太尉周勃在当城（今河北蔚县）斩杀陈豨。韩信则被萧何和吕后用计杀死在未央宫中，但是后世史家不认为韩信参与了谋反。

公元前196年3月，梁王彭越未应征刘邦击杀陈豨的命令，部下劝彭越反叛，彭越不听。刘邦听说此事后，命人将他绑到洛阳，废为庶人，流放蜀青衣（今四川雅安），后来被吕后下令诛全族。公元前196年7月，英布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平叛，英布兵败后，逃至江南，被当地人杀死。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谋反，卢绾包庇了部下反叛，有秘密与陈豨联系，后来樊哙率军攻打卢绾，皇子刘建被立为燕王。四月的时候，卢绾听闻刘邦过世，于是带领部将逃亡匈奴。

公元前193年刘邦逝世，汉惠帝刘盈即位，但是朝政大权在皇太后吕雉手中。吕后当权的时候，对功臣、皇族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先后杀死了刘邦的宠妃戚夫人、赵隐王刘如意、饿死梁王刘友、逼死梁王刘恢等。在公元前188年，24岁的刘盈逝世，吕后先后立了两个小皇帝，不久被废。在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180年，西汉不是皇帝当政，当政者为吕后。吕后还分封了诸吕为王，在吕后死后，周勃，陈平按照刘邦遗训“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击杀吕氏，将刘邦之子刘恒迎还进京，是后世的汉文帝。

西汉初年到汉武帝之前，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这即是对秦王朝苛政的反思，也是因为西汉遭遇了多年的xxx，百姓、经济需要恢复。汉文帝及汉景帝执政的三十九年间，继续减轻徭役、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些使得粮食价格xxx下降，并且也减轻刑罚，重视对社会风气的改革，史家将其称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中也有弊病的存在，比如从政策中获利最多的是商人和地主，入粟拜爵政策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加剧了社会矛盾。不可否认的是，文景之治为汉武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公元前153年，由吴王刘濞见到汉景帝不断削藩，产生了反叛的心思。他联合了楚国、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个诸侯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共同反击西汉。汉景帝见此先行斩杀晁错，但是不能满足七国的野心，后来委任周亚夫为太尉，联合汉景帝亲弟梁王等诸侯王，共同平息了七国之乱。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汉武帝执政时期（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西汉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有不俗的表现，这除了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和人民的付出以外，还有文景之治的积累。政治上，汉武帝实行推恩令、迁徙郡国豪杰、惩治地方游侠；经济上，确定了实行五铢钱，统一了此前混乱的币值，将盐铁规由国家专卖，也实行算缗与告缗的政策打击富商；文化上，“举贤良，明教化”也“重法尊儒”，并由董仲舒确立了对儒学的改革；军事上，汉武帝开始了对匈奴的作战，任用卫青和霍去病为大将军，重创了匈奴，除此之外也积极的开拓疆土，在西南、东南、东北地区设立郡县或者少数民族机构来统治，也与西域建立起了联系。

汉武帝末年的时候，出现了许多的社会弊病：刑法过于严酷；连年的xxx导致了百姓疲惫；鬼神学说盛行。汉武帝末年还发生了巫蛊之乱，使得太子刘据被冤杀，后来查出主谋是刘屈氂和李广利，由此斩杀了刘屈氂全家，xxx李广利妻子，此时李广利正率军攻击匈奴，李广利得知此事后，率军投降匈奴，导致xxx失败。汉武帝由此颁发《轮台诏》，停止了连年的xxx转为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武帝死前，将刘弗陵确立为太子，考虑到太子年幼，为防止太后专权，处死了太子生母钩弋夫人。公元前87年，八岁的太子刘弗陵继位，是后来的汉昭帝，朝政由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位托孤大臣主持，以霍光为主。霍光主政期间，继续实行汉武帝晚年修养生息的政策，同时减轻赋税、刑罚。公元前80年，大将军霍光、宰相车千秋召集各郡国的贤良文学（官职），颁布法令取消“盐铁酒专卖”、罢免盐铁官。

公元前74年，汉昭帝卒，昌邑王刘贺继位，但是刘贺在任上荒淫无度，在位27天后就被霍光废去。霍光后来选择立汉武帝曾孙刘询为帝，是后来的汉宣帝。公元前68年，霍光卒，汉宣帝亲政，“励精图治”，被称为“中兴之主”，设立西域都护府、匈奴归降就发生于汉宣帝时期。

汉宣帝晚年的时候，“民多贫，盗贼不止”的言论常常出现在诏书中，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和小农大量破产的社会危机，而之后的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统治期间，吏治腐败、律税严苛、贵族横征暴敛、地主阶级骄奢淫逸，虽然统治者实行了限田令、限奴令、通过更改年号来悔过自新，儒生借助天人感应向统治者谏言，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农民xxx连绵不断。

汉哀帝死后，王莽重任为大司马，王莽一时权倾朝野，立年幼的刘衎（kàn）为皇帝，是后来的汉平帝，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在公元五年，王莽被加九锡，地位仅次于皇帝，但是王莽仍不满足，在公元五年腊月，他毒死了不愿服从自己的汉平帝（汉平帝当时14岁），并立2岁的刘婴为皇帝，此时臣民称王莽为“摄皇帝”。

公元8年，梓潼文人哀章献给王莽一个铜匮（铜柜子），铜匮中有符书，写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来劝说王莽，取代刘氏江山是顺应汉高祖刘邦的心意。公元9年，王莽在一番推脱之下，将刘婴赶出皇宫，自立为帝。至此西汉王朝终结。

西汉初期，由于秦末民变和楚汉xxx导致国力虚弱。河南地区被匈奴占领，同时南越、闽越、东瓯、黔中等地也相继独立，使得西汉的国土相对于秦朝大幅缩水，除此之外，西汉直接统治的区域内还存在着异姓诸侯国。

汉武帝继位后，采取了积极的扩张政策，积极开拓领土。前127年（元朔二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区，并设立了朔方和五原两个郡。随后修筑了光禄塞和居延塞，拓展了西汉的北疆。前121年（元狩二年），汉将霍去病出击灭了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设立了武威和酒泉两个郡。此后，又分别设立了张掖和敦煌两个郡。前111年（元鼎六年），南越国被攻灭，海南岛被占领，设立了南海、苍梧、郁林等九个郡。西南夷也被平定，并设立了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等五个郡。前110年（元封元年），东瓯和闽越被平定，归入会稽郡。前109年（元封二年），吞并了滇国，设立了益州郡。还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个郡，吞并了卫氏朝鲜。汉朝的扩张使得其边疆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汉宣帝时期，汉朝继续扩张领土。在乌垒城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将西域纳入了汉朝的版图。汉朝的疆域达到了极盛，东吞朝鲜，南据百越，西达葱岭，北至大漠，国土面积广达六百余万平方公里。在汉宣帝统治期间，汉朝还成功将匈奴降为北藩，并维持了较为稳定的边疆状态。

然而，西汉后期，汉朝放弃了海南岛和南部一些区域，边疆地区也有所收缩，但整体疆域变化不大。

西汉郡国设置

西汉的统治方式多样，有中央控制下实行的郡县制，有诸侯王分封的诸侯王国，对于边疆地区有，郡县制，西域都护府，属国都尉（根据地区不同，还有校尉、中郎将），羁縻形式。

西汉的郡分为三辅郡和内郡。三辅郡是对京兆尹（京师）、左冯翊（píng）、右扶风的统称，因其包含皇城、宗庙、陵寝，所以地位重要，郡的长官除了管理地方外，还要参与朝政。内郡就是普通的郡，大概一千里设置一个郡，一个郡下辖十到二十个县不等，一个郡有近百万人口，西汉有一百多个的郡。郡的最高长官是太守，地位与九卿的地位。

西汉初年，为了维护统治，实行了分封制。诸侯王在封国有极大的自治权，拥有财政权、司法权、兵权，这严重的威胁中央的统治，“七国之乱”之后，汉景帝就对诸侯国进行一系列的制裁。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将诸侯过不断的分割，随着一系列的削藩政策，西汉后期，诸侯国已经名存实亡，诸侯王只有经济特权而无政治特权。

西域都护府是西汉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设置于公元前60年，管辖西域三十六国。

西域都护府是西汉设置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设置于公元前60年，最高长官是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在职责上是监理西域三十六国（西汉后期分裂为西域五十一国），不插手各国的政治和经济，重点在对匈奴的军事防御。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表明了自西汉开始，中国就已将新疆地区纳入版图。

属国是为了安置北方归降来的少数民族。西汉时期共有七个属国都尉，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金城属国，只有金城蜀国是安置降羌，其余是安置归降的匈奴。属国拥有较高的自治权，并且起初不需要交税，汉宣帝时期才需要交税，并且税收比内郡低。

羁縻政策应用在归属的呼韩邪单于统治下的匈奴，这是一种宽松的政策，被统治者实行自治，只需要按礼仪朝贡、觐见等。公元前53年，匈奴陷入内乱之中，此时西汉助力呼韩邪单于统一了匈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遣使到西汉，希望明确匈奴与汉的关系，并且表示在次年，呼韩邪单于将觐见西汉。对于接待呼韩邪单于的礼仪，汉宣帝的决议是，“以客礼相待，位在诸侯王之上”，这也是对匈奴羁縻政策的开始，其余的特殊政策还有匈奴单于可以持黄金玺、“赞谒称臣而不明“，但是匈奴还要遵守定期觐见、朝贡等规范。

西汉时期的基层统治是依靠三老制（三老制度包含乡、里、保三级行政单位，能协助地方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等事项）与国家官吏结合的方式。国家权力在控制基层的同时，也注重对基层的风俗改造，打击扰乱乡里的社会势力，扶持自耕农，传播儒学等。这其中重要的是察举制选拔孝廉人才，对民俗的改造。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公元2年（汉平帝元始二年）的户籍数量为1223多万，学者们由此数据倒推西汉初年人口，彭祖亮在《中国古代人口专题研究》中认为西汉初年人口为1500-1800万；赵文林、谢淑君在《中国人口史》认为西汉初年人口为1200万左右；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认为西汉家庭成员平均数量为4.5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西汉初年人口数量超过1200万。

西汉人口发展有四个阶段：汉初到汉武帝初年，经济恢复，人口激增，在汉武帝初年达到高峰；汉武帝初年到汉武帝中后期，由于汉武帝发动了大量的xxx，导致人口锐减；汉昭帝初年到汉平帝元始二年，虽然有灾害等不利因素存在，但是由于没有大规模的xxx和人口增长的惯性，在汉平帝时期，人口达到xxx值6000万，人口与户数之比接近5。公元3年（元始三年），由于战乱和灾害，人口锐减。

西汉时期 ，人口聚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中范围xxx且人口最稠密的就是关东地区（今陕西省境内），除此之外，关中平原、成都平原、临汾-运河河谷盆地的人口也很稠密，与关东相比不相上下，但是范围不大且与世隔绝。江淮之前的平原、河套平原、太原河谷平原人口数量也较为稠密。其他地区，人口就比较稀少，有的还处在无人区状态。

西汉时期，除了人口的自然迁徙外，还有政策性的人口迁移，如：弱干强枝、安置流民、募民徙边等，另外也有不少的少数民族迁徙到xxx像匈奴、东瓯等。

西汉的选举制度中，有察举制、辟除制（主官招募僚属）、征聘制（征召有特殊才能的人）、荐举制（官员举荐人才）、郎选制（从宫中侍卫中选举人才）等多种制度，这其中，察举制最为重要，辟除制是主要的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

察举制度是地方官员向官府推荐人才，人才通过官府设立的科目考核和选拔后，才可以做官。汉文帝汉武帝时期，都曾发诏招收贤良方正人士，但是没有确定的人数和确定的时间，主要人才招收途径还是依靠军功、任子等旧制。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意见，命令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各一人。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再次下令，若各郡国不能举荐足额人数，按照不敬论处，免除官吏职位。察举制度中的考核科目有：孝廉（挑选出孝敬父母的人、廉洁的官吏）、秀才（对太学生的选拔）、贤良方正（挑选能够直言进谏的人）、明经（挑选能通晓儒家经学的人）、明法（挑选能够通晓法律的人）、治剧（挑选出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武猛（挑选出能够治军打仗的人）等。孝廉科目是察举制度中的典型，除了选拔人才的需求外，还具有着教化社会的目的，统治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使得王朝延续万年。

辟除制是各级主官招募僚属的制度，在秦代就已经实行。西汉时期，除了一些重要的官员由中央指定，其他的僚属可以由主官进行任命，从中央的公卿到县令都可以招募僚属。人才在经过试用之后，又可以通过察举、举荐等方式升任到地方长官或中央官吏。辟除制累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但是也存在官员培植私人势力问题。

西汉中央的官僚制度为三公九卿制，三公指的是丞相、太尉、御史。丞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负责监察百官。九卿指太常（负责祭祀）、光禄勋（管理皇帝的侍卫）、卫尉(管理皇室卫队)、太仆（皇帝的车夫）、廷尉（管理法律）、大鸿胪（管理外交）、宗正（管理皇族）、大司农(管理政府财政)、少府（管理皇室经济）。九卿是丞相的下属，这也反映了进入郡县时代，丞相成为了政府的正式首长。

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武帝本人和宰相田蚡（田蚡是汉武帝舅舅，当时是窦太后掌权，汉武帝在朝堂上处处受限）产生了权力矛盾，所以汉武帝开始扩大尚书台的权力，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听命与皇帝，由大将军、尚书台组成的中朝系统。中朝系统具有真正的决策权，宰相领导的朝廷变成了一个政务执行系统。

西汉三公九卿制度与中朝制

中朝系统各个时期都有所变换，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后逐渐稳定下来。其中，大将军为最尊者，其中典型的有卫青、霍去病、霍光，并且在卫青、霍去病之后，大将军开始干预政务。尚书是中朝的核心，汉武帝之后（汉武帝本人对权力管控很严格，所此时期尚书的权力扩大有限），尚书的权力和品位（官职的等级）迅速的扩大，并且各个时期尚书的名称也会发生变换。

汉武帝时期，为了监察地方，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每个州设置一个刺史来监管郡县，这是在秦朝的御史制度发展而来的。刺史品位（官职等级）不高，但是权力很大，可以监察地主豪强、郡县和封国，非常时期中央御史会派遣侍御史以绣衣直指的身份去地方处理案件。刺史制度保证了中央能有力的管控地方。

西汉有三大财政系统：大司农系统、少府系统、水衡都尉系统。大司农系统在汉景帝之前被称为治粟内史，后来被改名为大司农，管理粮食收支和政府的财政收支。少府系统主要管理皇室财政收入。水衡都尉系统负责上林苑的财政，上林苑的重要的皇室财政收入，水衡都尉系统设立初衷是管理盐铁，后来由大司农系统管理盐铁。

汉武帝时期到汉昭帝时期还实行过盐铁专卖制度，这是由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三人筹划的：将全国的盐铁都改为国家专卖，成立专门的盐铁机构，并且选用家境富裕有盐铁经验的富商担任盐铁官。这个政策虽然被富商和文人反对，认为这是与民争利，但是汉武帝本人依然在公元前117年（元狩六年）推行盐铁专卖政策。

在财政上，西汉还有均输和平淮政策，均输政策实行的较早。均输政策是指，由大司农派出属官，在地方郡县将要上缴的货物沿途卖掉，买回京师需要的货物，而不是长途运回京师。平淮政策是指，在京师设置平淮官，通过买入和卖出的方式平衡京师的物价，避免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

西汉税收有土地税、xxx税、代役金、杂税等。土地税由田租和刍稿税组成，土地税主要征收实物（谷物，还可能收过布帛和钱），每年官员们测量土地，依照田亩数征税，税率为当时亩产平均数的三十分之一，并且税额固定，即无论丰收欠受都要交固定的税。xxx税通常收钱，对未成年人收口钱，对成年人收赋钱，并且税额不固定。代役金是成年男子可以通过支付钱财来免除徭役。杂税中有盐铁税、渔业税、关税、酒税、貰贷税（ shì dài shuì 针对放贷者的税务）等。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汉武帝实行算缗与告缗政策。算缗是对商人和放高利贷者多征收财产税。告缗政策是，商人自报财产，若数额不实，则没收全部财产，戍边一年；若有人举报，则举报者可获得查处的一半财产。算缗政策与告缗政策，使得西汉政府短期内获得了大量资金，也让许多商人就此破产。

西汉的徭役有大徭役和小徭役之分，大徭役是中央政府发起的力役，小徭役是地方政府发起的力役。大徭役是根据傅籍来征召民众，徭役期限为一年，做的事情一般都是建设大型工程，比如修陵、转漕、修路、治河、修宫殿。小徭役的发起年龄为十五岁，主要做本地的修路、治河，转运粮草，进行手工业生产等，女子也要进行徭役，不过并不是经常性的。法律也允许通过雇人代役的方式，来免除服徭役。

西汉货币有两种，黄金作为上币，官府铸造的铜钱为下币。

西汉时期，黄金作为国家法定货币发行，黄金货币绝大多数是饼型，极少数是版型，饼状黄金货币有这些特点：重量相对固定；货币上刻有重量和各种记号；饼状货币以斤计数，但是可以剪开使用；考古出来的黄金货币地域分布广，但是数量少。黄金货币流通上，有比较奇特现象出现：西汉时期，黄金未与铜币挂钩过，王莽改制时期有过“一斤黄金值万钱”的说法；货币改革未涉及到黄金；国库的财政以铜钱为单位，封赏诸侯的时候以黄金为单位。

官府铸造的铜钱在使用上面临私铸成风的问题，由于西汉初年允许私铸货币，造成了民间熔化掉官府的货币铸造出劣币来得到中间的差价，私铸严重危害了西汉的政治和经济，为此后期西汉进行了多次的货币改革。汉文帝时期，通过承认私铸货币合法性和颁布汉半两（又称四铢钱）的方式，使得汉半两成为了西汉初年较为稳固的货币。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治理伪币，又进行了多次的货币改革，其中，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颁布的五铢钱制度，通过控制铸币权的手段和其他一系列手段彻底的控制了货币发行，五珠钱发行后，官府铸币规模十分庞大，到汉平帝元始年间，总计铸币两百八十万亿多。五铢钱在汉武帝时期到隋朝700多年间，几乎是历朝历代的标准货币。

来自国博君公众号《在国博“数”钱看历史【第二辑】 | 策展人分享：从“秦半两”到“榆荚半两”》的武帝四铢半两

汉初，法律比较简明，只是简单的约法三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汉代的法律不断的完善。在“法与天下共守”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思想指导下，张汤、赵禹等人修筑了西汉的律令，西汉律令形式有：律（比较稳定的法律形式，规定判罚的尺度）、令（皇帝下发的诏令，在局部地区有效）、科（另外一种刑罚）、比（典型案例），汉武帝时期，还有“春秋决狱”的形式，以《春秋》的内容为判罚依据。这些使得西汉的法律具有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特点。

汉代教育制度有中央的太学，郡国的官学，民间的私学三大类。

中央太学中教授太学生的老师被称为五经博士，因此太学生也被称为博士弟子，博士的领导为仆射( pú yè)。太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按照成绩高低授予官职，并没有固定学习年限。官学的缺点是，老师有时为卖弄学时，故意出一些刁钻的知识，使得教授出的弟子只知钻研儒经，不知他物。

郡国官学主要以识字为主。汉景帝末年，蜀郡郡守文翁在蜀地开设了官学，培养了大量人才。汉武帝时期，下令各郡国开设学校。

汉代私学盛行，有类似于今天的小学和大学，教师中不少治学严谨、作风朴实的著名学者，也是“汉学”的主要代表。

西汉时期，征兵年龄为23岁。这是因为古人20岁成年，到征兵年龄的时候可以积累出一年的储蓄来为国家服役。

西汉军种有：车骑（车兵和骑兵）、楼船（水师和海军）、材官（步兵）等。

西汉兵役有三种：中央卫兵、戍兵、地方卫兵。

中央卫兵分为保卫首都的北军和保卫皇宫的南军，总共不到七万人。全国的青壮年都要轮流做一年的中央卫军，并且待遇十分的优厚，基本上不需要自己花钱，并且会有差旅费。

戍兵是需要自己承担费用，并且期限只有三天，由于路途遥远，所以允许通过支付戍边费的方式免除戍边。

地方卫兵是每年秋天召集郡县中的青壮年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另外，遇到突发情况也会临时征召。

汉朝的外交既有xxx形式也有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等和平形式。

匈奴是西汉的强敌，双方爆发了不少的xxx。

汉初，平成之战，汉高祖刘邦被冒顿单于围困，只能向匈奴求和，通过不断和亲的方式获得了和平。

汉武帝时期，经过多年的修养生息，西汉积攒了不少的资源，开始了对匈奴的xxx：马邑之围，匈奴看破埋伏的汉军，标志着汉匈xxx全面爆发；河南之役，四路大军出击，但是只有卫青攻入龙城，其他的三路大军（李广、公孙敖、公孙贺）受到匈奴打击；雁门之战，匈奴报复性的洗劫了雁门郡、渔阳郡、辽阳郡等；河南之战，卫青和李息收复了河套地区，双方进入势均力敌状态；朔方之战，匈奴南下，卫青反击，夜袭右贤王；出击漠南单于，此战霍去病成名，带领800人独自作战；两次河西之战，xxx次河西之战越过了焉支山，第二次越过了祁连山，重创匈奴；漠北决战，使得匈奴北走，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匈奴衰落。此后，由于汉武帝发起了对西南、东北、东南的xxx，霍去病、卫青的相继离世，使得匈奴再度壮大。汉武帝晚年，对匈奴的xxx连连告败，使得国内经济崩溃，汉武帝也下《轮台诏》，匈奴也面临着内乱，争夺单于之位。

汉宣帝时期，西汉在西域的影响了越来越大，并联合乌孙打击匈奴，并在公元前60年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使得匈奴失去了在西域的影响力，另外，匈奴内乱更加严重，出现了五单于并立，五位单于也希望联合西汉的力量一统单于。公元前52年，五大单于只剩下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通过送子为质的方式，争取到西汉帮助，统一了匈奴，并向西汉朝贡，至此汉匈双方归于和平。而郅支单于则被西域都护府甘延寿和西域副校尉陈汤击杀，并讲出名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西域地区有乌孙、车师、龟兹等国，西汉初年，西域地区被匈奴统治，后来随着西汉在对匈奴作战中占据上峰，加之张骞出使西域，西域诸国愿意受西汉统治，并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

汉武帝时期，张骞分别在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23年两次出使西域。xxx次出使西域是为了联系到与匈奴有仇的大月氏国，汉武帝希望能和大月氏联合共击匈奴。张骞途中曾被匈奴俘虏，后来张骞趁机逃到大宛国，并联系到了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经转由游牧民族转为农耕民族，不再渴望复仇，张骞只好返回西汉，在路途中又被匈奴俘虏，后来趁匈奴大乱才回到西汉，西域各国经此也开始与西汉建立联系。此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张骞使团中的100多人仅有张骞和堂邑父返回西汉。并且张骞推断可由西南地区到达身毒国，汉武帝随后派张骞寻找身毒国，但是由于西南部族的阻拦，并未成功。

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匈奴遭受重创后，依靠着西域的资源与西汉斗争，汉武帝本人想争夺西域，加之张骞此前因延误军期而被贬，所以张骞率领着300多人的使团再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西域十分顺利，张骞使团到达西域后，就返回西汉复命，并派遣数个副使前往大月氏、大夏、康居、身毒等国。张骞于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被封为大行令，位列九卿，在第二年卒。派遣的副使也陆续返回了西汉，还带回了西域诸国的使者。

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重大：中原重新与西域联系；促进中原与西域的商品贸易；为后来国际贸易的兴盛奠定基础；促进西汉和西域诸国的交往；扩大了反匈奴联盟，西汉与乌孙和亲，刘细君嫁入乌孙，西汉与乌孙联合；张骞使团与西汉友好的政策给西域民众留下了友好印象，西汉统治西域建立有利条件；张骞精神鼓舞了后世人民。

东北地区有乌桓、鲜卑、夫余、挹娄。

乌桓汉初的时候隶属于匈奴，发生过不满匈奴统治而反抗的事件，在西汉攻破左贤王部后，臣服于西汉。鲜卑在汉初被匈奴打败，迁徙到辽东地区。夫余处在奴隶社会。挹娄的资料比较少。

羌族分布在青藏高原、四川西北、甘肃西南等地，羌族分为河湟羌、五都羌、发羌，他们与匈奴联系较为紧密，汉武帝时期，通过占领河西地区，分割了羌族与匈奴的联系，并设置了郡县管理部分羌族。

西南地区有夜郎、滇、昆明等少数民族。南越曾经在自立与依附西汉之间反复，汉武帝时期，发兵平定南越，并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设置了益州郡、昆明郡，西汉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统治，将西南地区纳入中国统治。

南方地区有荆州诸族、百越诸族、闽越、瓯越、西瓯、南越等，在西汉时期也被设置郡县管辖。

公元前108年，西汉在朝鲜设置四个郡县，玄菟、临屯、真番、乐浪，管辖朝鲜地区，汉武帝末年撤销了临屯和真番。

西汉时期，日本处在部落文明，有100多个部落，但是开始定期觐见乐浪郡的太守了。

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和欧洲与东南亚也有所交流。罗马帝国的贵族曾以穿汉朝的丝织品为时尚。

西汉时期，官府是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官田在土地中的占比相当大。官府设置专门的官吏管理粮食的收支，推行代田法的赵过就曾担任过搜粟都尉。

在农业技术上，西汉时期的农业土壤改造、耕种工具、成熟体系等都有进步。《禹贡》中认为，天下九州中，土地质量xxx的部分是雍州、徐州、青州、豫州，即黄河流域，土质较差的地方是西南山区和长江流域。西汉时期的《氾胜之书》《淮南子》《九章算术》也都记述不同的土壤分类，表明人们对土壤认识不断加深。除了对土壤认识加深之外，也提出了对土壤改造学说，《氾胜之书》中提出对土壤进行精耕，实施绿肥或粪肥，区分种植等方式来进行土壤改造；赵过创立代田法，在田沟中种植的方式，起到了培土、除草、施肥、固苗四大作用。

不同地区的有着不同的耕种工具，偏远地区的犁偏大、官员也鼓励铁犁牛耕的使用，这是因为偏远地区的土壤未被开发，土质偏硬。而农业较发达的地区，使得的犁偏小，两个人就能使用，所产生的田垄距离也偏小，能最大化利用土地。

西汉初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有四年五收的耕种体系。《氾胜之书》中记载了收完粟谷后种植小麦的耕作方式，以及将几种作物间作套种的方式。但是，在农业不发达地区仍然保持着刀耕火种的方式。

西汉时期，各地的农业发展都不相同

关中地区、关东地区（黄河中下游平原）是开垦最为充分的地区，官府重视这些区域的农业发展，通过推广铁犁牛耕、迁入富户、减轻赋税、兴建水利等方式鼓励农业发展，除此之外，这些地区拥有悠久的农业历史。

巴蜀地区开垦较为充分，巴蜀地区得益于战国末年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使得这个地区有了沃野千里的称号。

西北、东北、淮河以南，这些地区开垦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受限于气候，不利于农业开垦，另外地广人稀，缺乏劳动力。

西域地区在汉武帝时期实行了屯田制，轮台、渠犁的屯田面积最广、时间最长。新莽时期，由于匈奴再度控制了西域，屯田制被废除。

在个体耕作上，据统计，两汉时期的每个农户拥有大概70亩土地（合算168小亩），由于要应付必不可少的开销和税费，所以逐渐形成一年多熟的耕种体系，耕种工具也因此丰富起来。西汉，农民主要种植粟、麦、豆等农作物。张骞通西域后，带回了西瓜、黄瓜、<a href="https://vibaike.com/226523/" target="_blank">蚕豆、青葱、大蒜、胡椒、芝麻、葡萄和苜蓿等作物。当时蔬菜有：瓜、瓠、葵、冬葵、苜蓿、芥、菁、芋、襄荷、生姜、葱、青葱、大蒜、韭葱、萝、苏等。经济作物有：蚕、麻、芝麻、胡瓜等。在粮食产量上，汉初一亩地可以产粟或麦六斗九升。汉武帝时期，高产田产粟或麦一石一斗五升。

汉武帝时期，已经认识到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兴建水利设施，先后修建了漕渠、龙首渠、刘辅渠、白渠、成国渠、灵轵渠、𣲗渠。在西北地区，为抗击匈奴也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其他地区的水利工程发展比较缓慢。

龙首渠是庄熊罴（pí）建议修建的。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征发士卒万人挖渠，从征县（今澄城县）引洛水，工程开始使用开山挖明渠的方法，但是工程量太大，并且容易坍塌，后来采用井渠法，因为工程中发现了大量恐龙等动物化石，所以命名为"龙首渠"，公元前117年，龙首渠完工，但是由于井渠未得到加固，加之由于一些地区土质松软造成了坍塌，所以很快就废弃了。但是龙首渠所使用的井渠法（俗称坎儿井），在水利上有很大的作用，后世传入到西北，在水利灌溉中长期使用。

黄河在西汉时期开始泛滥，但是受限于对黄河泛滥的认识加之科技水平不高，官府应对政策主要有有堵塞缺口和放任自流，例如：公元前132年汉武帝时期，黄河在河南清丰县西南口决堤，汉武帝征发民夫十万人堵塞决口，但是不久堤口被冲毁，丞相田蚡建议“天河之事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后来就放任黄河横流二十年，直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花费巨资堵塞住了决口。

在公元前17年，丞相杨焉提议凿砥柱山，为黄河疏通河道，但是凿下的山石落入河道后反而加急了水流。这一年黄河再次决堤，丞相史孙禁来到受灾地考察，他想要开凿大河引黄河入海，虽然会毁坏一些田亩，但是能止住灾害，并且可以获得数万亩的良田。这个提议后来被同行治河都尉许商否决，放任黄河自流。

西汉王朝统治下的区域当中，主要的牧区是西域牧区（今新疆地区）、西南的半农半牧区、长城沿线和陇西的半农半牧区，其余的地区是将畜牧业作为农业的补充，饲养六畜辅助农业生产。另外，由于官府支持和官营牧场的存在，马匹的数量大量增加。

由于取暖制作木器弓弩等需求的增加，林业也是很重要的产业。陇山秦岭和巴蜀成了重要的木材基地。同时，西汉时期已经有了护林、造林、育林的概念，通过设置禁伐期、人工造林育林来保护林业资源。但是，在一些地区仍有烧林改田的行为，贵族集团追求奢靡，也造成林业资源的破坏。

西汉时期，吃鱼的风气普遍，鱼贩子也有可能暴富。在捕鱼方式上除了采用垂钓的捕鱼方式外，还有刺鱼、网鱼、诱饵等方式。得益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捕鱼技术的提高，除了对淡水鱼的捕捞，渔民也开辟了海上渔场。除了自然捕鱼，还有水产养殖的形式，如巴蜀地区的稻苗鱼等。但是此时期，官府对渔业是不支持的态度，认为渔业会破坏农业的发展。

西汉时期，手工业的类型有：染织业、冶金业、漆器业、陶瓷业、制盐业、酿造业、轴车制造业、造纸业等。在经营方式上，有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个体手工业、家庭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的目的是：为统治集团服务，制造出奢侈品或者制造服务于军队的产品；垄断一些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手工业。这使得官营手工业生产有这样的特点：作坊规模大 ；产品的数量多并且精细；产品的成本高。官营手工业上，中央上还设置了许多官职来管理手工业，如：设置将作少府管理修建陵寝、宫室等建筑；少府系统中设置西织令丞、东织令丞管理丝织业；设置平淮令管理染色业；设置考工令管理管理兵器、弓弩、刀铠的制作。地方上也设置了盐官、铁官、工官、服官、楼船官、金官等来管理相关手工业。

民营手工业是富商大豪以盈利为目的开设的手工业作坊，在“盐铁专卖”之前，西汉政府是允许私营冶铁、制盐、酿酒行业的存在。在民营手工业当中，冶铁、制盐、酿酒业需要丰厚的财力，所以规模较大、工匠多；而其他的民营手工业，例如：漆器、陶瓷等行业，规模小、数量多。另外，开设民营手工业的富商大豪们由于具有丰富的经营经验，所以在“盐铁专卖”之后，在官府中担任一些职务，来管理手工业。

个体手工业是个体工匠专职开设的作坊，受限于资金与生产技术，不能生产出高品质、多数量的产品，但是他们依然是手工业当中重要的一支力量，通过辛勤劳动，来满足广大百姓的生活需求。

家庭手工业是家庭当中的手工业，其中，纺织业在家庭手工业当中占比比较大。家庭手工业的特点是：生产出的产品是以满足家庭所需为主要目的，其次才是售卖；家庭手工业的制造者一般以女性为主；普遍存在于，地主家里都有从事手工业生产的；自给自足能力强，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男耕女织”就是家庭手工业的形象说明。

染织业是西汉规模xxx的手工业部门，染织业包含纺织业部门和印染业部门。在实际生产中，即可以先染色再纺织，也可以先纺织再染色。

马王堆的直裾素纱衣

西汉时期的纺织业在春秋战国和秦王朝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纺织业部门主要生产丝织品和麻织品。根据现有的资料，能得知纺织业使用的织机是“脚踏提综斜织机”。

丝织品使用的原料是家蚕的蚕丝，主要原料产地有黄河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等地区，临淄、襄邑等地是当时的纺织业中心也设有服官为皇室提供丝织品，生产绢、纱、罗、罗、绮、锦、绣等丝织品。在产量上十分可观，根据史书记载得知，皇帝赐给大臣或匈奴的丝织品一次能达到百万匹；在质量上，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能证明，西汉初年就能制造出薄如蝉翼的丝织品，当然，这也和当时家蚕的品种和体型大小有关系。2016年，王亚蓉团队通过重新培育蚕种等方式，复织了素纱襌衣。

虽然丝织品的产量很高，但是普通人仍是只能穿麻织品或葛织品的衣服。麻葛织品中，最精细的织品依然是马王堆的织品，能做到和现代细布相仿的程度。

除了上述的几种织品外，少数民族生产的毛织品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汉武帝时期，毛织品在长安十分的畅销。

西汉时期，印染业的发展表现在能利用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配出丰富的颜色，在工艺上出现并推广了印花工艺。

冶金业是西汉的第二大手工业部门。冶金业当中，包含采矿业部门、冶铁业部门、冶铜业部门、铸造业部门。

战国时期，人们就探明了不少的矿床，到了西汉时期，探明的铜铁矿广泛的分布于全国范围。采矿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能对不同类型的矿床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挖掘。

除了采矿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之外，冶铁业的发展还得益于：当时社会需要铁器作为农具和兵器等；冶炼技术的发展，高炉炼铁和鼓风设备得到发展；铸造技术的提高，铸铁脱碳技术出现；商业的发展促进铁器流通。西汉末期还发明了炒钢技术和百炼钢技术。这些原因使得西汉时期铁器产量高、质量好，并且由于铁的高产，铁的价格下降到铜的四分之一。汉武帝和桑弘羊还设置了49处的铁官管理主要的产铁处，主要集中在山东、陕西、山西、河北等地。

冶铜业主要应用在生活用具、弩机和货币的制造上，所应用的“胆水取铜法”是中国古代水法冶金的开端。

来自于国博君公众号《国博珍藏云欣赏 | ​中国古人与犀牛的过往》的西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在铸造业上，分工更加细致，可以被划分为：制模、制范、烘范、熔铁、铸铁等过程。生产工具上，使用陶范铸造铁范，用铁范来铸造成品，铁范能够重复使用，降低了成本，铸造出的成品在制造农具和工具上是很好的材料。

除了冶铁和冶铜外，还有其他的金属冶炼，如青铜业、金业等。西汉时期，随着铁器和铜器的使用，青铜业的发展放缓，但是仍有很好的工艺品出现。中原地区流行素面、鎏金、错金银等风格的是青铜器；长城以外的北方地区流行在青铜器上雕刻人、马、牛、羊、虎、鹿等动物纹饰；南方地区的青铜器更多表现西南少数民族在日常生产生活、xxx、舞蹈、祭祀的情景。

西汉漆器制造业覆盖了当时的生活用具，盒、盘、鼎、壶等生活用具都有漆器制品，除了有实用价值外，还具有耐用、造型精美的特点。主要的漆器产地是蜀郡（今成都）和广汉等地，比较有代表性的漆器是马王堆出土的彩绘云纹漆钫。

彩绘云纹漆钫

西汉时期，陶瓷业不仅制造器皿用于生活所需、陪葬物，还可以烧制成建筑材料，例如：砖、瓦、瓦当、下水道等，其中以砖瓦为主。西汉时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器在种类、形态、烧成温度、纹饰都不同，可粗略的分为灰陶、硬陶、铅釉陶。灰陶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普及，灰青色，火候均匀，质地坚硬；硬陶流行于长江以南，由黏土制成，比灰陶的火候更高、质地更坚硬；铅釉陶流行于黄河流域、北方地区、四川、湖南、江西等地，产生于西汉中期，盛行于东汉，烧成温度低，但是质地不够坚硬，釉易脱落，所以常用来陪葬。

制盐业与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西汉前期允许私盐的贩卖，但是在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之后，官府垄断了制盐业，并设置盐官管理盐业，盐官主要设置在巴蜀（今四川）。当时，盐主要有这四种来源：池盐、海盐、井盐、岩盐。池盐主要生产地是在河东安邑（今山西运城的运城盐池），池盐的特点是以日光暴晒就可以产盐；海盐的生产地是在滨海地区，海盐的生产是需要将海盐放在大铁盆中煎煮海水得到；井盐的主要生产地在巴蜀，井盐的生产是从盐井中提取到卤水，再将卤水煎煮得到的；岩盐又称为“戎盐”，这是因为岩盐的主要产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岩盐是盐湖天然结晶的盐，在人工采集后就可以食用，并且相对而言品质较高。

西汉时期，酿酒业得到了发展，制曲的技术，对酒曲分类更细致；滤酒的方式改进；酿造工艺改进。另外，中原的酿酒业一般使用谷物酿酒，也有甘蔗酒，另外，由于酿酒消耗的谷物多、酿酒业规模大，民间的酿酒业被禁止过。西汉时期的葡萄酒主要来源于西域。

西汉时期的造车业主要由官营为主导，制造战车和客车供给军队和皇室使用。西汉时期，车的存量多，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平常的运输都使用了大量的车，另外车的种类也比较多，有两轮车、四轮车等。

西汉时期，重要造船业基地在庐江郡（今安徽潜山），造船业能生产客船、货船、战船等船只，并且造船即使得到了发展，帆、碇(早期船锚)和橹得到了使用。

我国最早的纸是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西汉时期的纸质地图，这证明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造纸，并将纸作为书写的工具。

来自国博君公众号《全球博物馆接力展珍藏 | 国博专场上讲解的文物们》的西汉甘肃金关纸

汉代度量衡

西汉时期，交通更发达，这不仅能够巩固国家统治，还能促进商业发展。

陆上交通线有：长安到西域的丝绸之路；长安向北的秦直道和通向西北的回中道；通向西南的子午道；通向东南地区的交通干线；原秦朝通向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的交通线。

水上交通有：开凿的运河和沟渠等，西汉政府还特别的打通黄河航线，使得能将全国的物资通过漕运运往首都长安。水上航线有：黄河航道、渭水漕运等。另外，海运也作为内河航运的补充，今福建省地区在古代由于山脉的阻碍，一般靠海运转内河的方式进入中原地区。

西汉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物产，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商人也富裕起来，但是官府以立法的方式贬低商人的地位，这是为了保护农业的发展。汉武帝时期，颁布了“算缗”和“告缗”来鼓励百姓互相告发，这虽然增加政府收入、打击富户强豪，但是也打击了商业的发展。

史学家根据司马迁的《货殖志》将西汉划分为15个经济区

西汉经济分区

西汉时期，城市的规模与数量激增，此时的城市不仅仅是人口聚集地还是政治、经济中心。为了方便管理，城市区域被划分为住宅区、手工业区、集市区、官署等区域，并且商人需要在官府登记“市籍”才能居住和经营，而官府也会在抑商时，依据“市籍”打击商人。

都城长安地处关中平原核心地带，是一个拥有农业发达经济区和丰富资源的重要城市。它位于陇蜀之隙，成为陇蜀货物集散地，商贾云集，同时也是南通巴蜀的交通要道。作为关中地区的经济中心，长安拥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财富，被誉为全国性的xxx。在这座城市里，聚集了许多学名家资财富的大商人，其中有名的有"诸田"、韦家栗氏、安陵及杜县之杜氏。长安的商业活动繁荣兴盛，货物买卖兴旺，人口众多，消费奢侈。即使在东汉时期，长安仍然保持着繁华。

除长安之外，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宛城被称为五大名都。

洛阳从西周时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要塞、政治中心和工商业城市。在秦和西汉时期，洛阳涌现出众多的大商人，他们家财丰厚，成为城市的经济支柱。洛阳的地位在东汉时期进一步提升，成为了国都，吸引了更多富商大贾的聚集。著名商人师史就在洛阳有数百计的车运转货物，家财累计达到七千万。洛阳城内居民主要从事手工业和经营商贩的行业，其内有豪门大族和商贾胡貊等各种异方杂居。洛阳通过其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的重要性，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

成都在秦代时期就开始了发展，张若被任命在成都经营并修建府舍，设立盐铁市官等。成都地处成都平原，拥有丰富的土地、水资源和山林等自然条件，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秦灭六国后，赵国人卓氏和山东的程郑等人迁徙到临邛和成都，他们进行铁冶和商贸活动，为当地带来了财富。张若被命令经营成都城，并进行府舍建设和商贸活动。卓氏和程郑等人在临邛和成都进行铁冶和商贸活动，使当地变得富庶繁华。经过李冰、文翁和廉范等太守的经营开发，成都变得更加富庶。成都居民习惯夜作，夜市发达，工商业兴盛。成都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人才聚集，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邯郸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这使得个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作为赵国的国都，邯郸在战国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商贾、技艺和倡优等人才集中的地方。邯郸地区盛产铁矿，铁冶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在西汉时期，封于赵地的诸侯王国仍以冶铸为主要产业。邯郸地区凭借其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成为了一个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地方。

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早在战国时期就是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地方。它地理条件优越，位于大平原腹地，适宜桑麻种植，临近海洋也有利于渔业和盐业的发展。临淄的人民热衷于商贾之业，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在秦灭齐后，有部分商人迁徙，但临淄仍然保持着商贾之业的兴盛。在西汉时期，临淄的人口可能超过了战国时期的盛况，工商业繁荣兴盛。

南阳（古称宛城）作为夏人居住的地方，早在古代就开始了开发。它地理条件优越，拥有广阔的大平原和丰富的物产，这为其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南阳的交通便利，连接着武关、郧关以及汉、江、淮等地，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梁人孔氏等被迁徙到南阳后，继续从事铁冶等旧业，孔氏在南阳开设大铸作坊，因通商贾之利而富甲一方。南阳的行商以孔氏为师，游商于全国。南阳因其地理和经济优势，成为商贸中心，人口众多，富商大贾和大地主居多。在东汉时期，南阳更成为了刘缤、刘秀兄弟的故乡，进一步加强了其经济地位和商业活动的发展。

丝绸之路是连接中西方的交通网，由李希霍芬提出，多为学者完善。丝绸之路交通网可以分为草原丝绸之路交通网、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交通网、南方丝绸之路交通网、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代表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要注意的是丝绸之路每一段的开辟时间和运输货物都不同，一部分丝绸之路根本不运输丝绸。

丝绸之路交通网

草原丝绸之路最迟于公元前六世纪开通，中间横跨欧亚大草原，由于游牧民族的迁徙和游牧，中西方由此进行了交流，据推测，游牧民族有可能进行了最早的丝绸西传。

张骞出使西域使得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进入新时期，这条通道连接着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交流。张骞出使西域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乌孙等国，他的副使也到达了安息、奄蔡、条支、身毒、靳等国，建立了联系。同时，中亚、西亚、南亚的国家也陆续派遣使节到汉朝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国商人通过这条陆路通道大量向西方运输丝绸和其他商品，同时西域各国的特产也进入中国。张骞的西域通使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陆路通道，促进了中亚、西亚、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条陆路通道为中国商人向西方运输丝绸和其他商品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引进了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这种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活动为各国带来了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的机会。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蜀布与邛竹杖，知晓有道路沟通蜀地和身毒国，曾想要探明道路，但是遭遇到南方诸族的阻拦。南方丝绸之路也称为“蜀身毒道”北起于四川成都，经云南南至缅甸，进入印度洋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或者进入印度。全长两千公里，具有悠久历史。商人在这条商道，将巴蜀的铁、布、朱提的银和邛都的铜，贩运到南中，将南中的筰马、僮则贩运到xxx。

南方丝绸之路，也称作蜀身毒道（身毒是一个国家）

汉武帝平南越之后，有了条件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今广西合浦和广东徐闻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重要港口，这条航路上的商品有：黄金，丝绸、铜、铁、玉器等。海上丝绸之路是通过南海至印度洋，进入地中海到达欧洲。有希腊-埃及-地中海航线，红海亚丁湾航线，亚丁湾至印度洋、斯里兰卡航线，印度、斯里兰卡至中国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起了中西方，推动了东南亚、南亚的海上贸易，并且在后世变得愈发重要。

西汉初年，萧何曾整理文字，这是对秦代“书同文”的延续。西汉时期，大篆（秦国文字）、小篆（秦统一后，对大篆的省改）、隶书都有使用，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使用隶书。

汉代的文学主要有汉赋、散文、诗歌三类。

汉赋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形成的，特点是，辞藻华丽，内容上主要描写上流社会奢靡的生活和社会繁荣。虽然内容上空虚，形式稍显呆板，但是对后世的遣词造句等方面有积极影响，这其中以司马相如的作品为代表。

散文以贾谊、晁董仲舒等人的政论文和奏疏为代表，主要思想是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维护大一统局面、记录当时的政策情况等，如：贾谊《新书》（又名《贾子》）中提出“重农抑商、以民为本、限制诸侯国等思想；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提出维护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思想；桓宽整理的《盐铁论》记录了贤良方正们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对盐铁专卖等政策的讨论。

诗歌是民歌经文人加工后的作品，题材上丰富多样，有描写爱情的、控诉xxx的、反抗压迫的等等。语言生动，形式上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其中五言诗最多。比较有名的诗歌有：刘邦《大风歌》、无名氏《陌上桑》等。

西汉史学以司马迁的《史记》和《战国策》为代表。《史记》是中国xxx部纪传体通史的史书，记录了上古到汉武帝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被评为二十四史之首。鲁迅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刘向和刘歆父子奉命校正整理古籍。他们将古籍按照六类进行分类，包括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并由不同人负责校订和叙录工作，刘向负责经传、诸子、诗赋部分，后来编成《七略》一书，后来刘向编写的部分又单独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在技术上，刘向和刘歆父子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后世“目录学”奠定很大基础，被称为“目录学”鼻祖。

除《七略》以外，刘向还将先秦的一些零散史篇整理为《战国策》。《战国策》全书共三十三篇，为国别体史书：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四篇，赵四篇，魏四篇，韩三篇，燕三篇，宋、卫合一篇，中山一篇。记录从东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共245年的历史。

汉初，统治者为修养生息，所以黄老之学盛行。经学兴起后，道士被排挤，道家衰落。后来因为图谶学（预言学）兴起，部分道士与谶纬学结合来求得统治者青睐。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将法家、兵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融入到了儒家学说之中，编写《春秋繁露》用儒家观念吸收和改造阴阳家的宇宙观念，使得董仲舒的新儒学在意识形态和科学文化两个层面提升很大。

西汉末年，谶纬学（预言学）盛行，这是由于董仲舒的新儒学中融合了神学导致的。王莽就曾借助谶纬学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刘秀起兵也借助了谶纬学为自己制造舆论。

西汉的雕塑主要体现在俑像和墓葬石刻上。

关中地区的西汉人物俑形象高大，做工细致。在动物俑上，工匠会根据材料特点制作不同的造型。汉俑多采用夸张和变形的手法，相较于秦俑更有艺术气息。

墓葬石刻有石阙、石兽、画像石、画像砖四种。石阙是一种与建筑融为一体的雕塑，主要作用是标明墓葬入口，并且有旌表（表彰）、祭祀等功能。石兽是大型圆雕的代表，比较有名的是霍去病幕前的石兽。画像石和画像砖是兴于汉而又式微于汉，主要内容是表现墓主生前的环境，能够表现各地的民俗特点、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画像石还有祈求死者庇护生者的思想所在。

来自国博君公众号《西汉画像砖 |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画像砖·马

西汉时期，彩绘帛画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马王堆和金雀山出土的帛画均表现了墓主生前的奢侈生活和祈求升天的愿望，勾线劲利娴熟，画面鲜丽绚烂。另外，壁画也十分发达，武帝、宣帝、献帝等皆有记载。汉代贵族地主崇尚厚葬，墓室壁画十分考究，题材包括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祥瑞迷信等。1972年，发现于内蒙古和林格尔的50多组的汉墓壁画，风格与帛画一致。汉代政府还设置了画官，元帝时画官毛延寿绘王昭君像以通匈奴。邓禹曾任画官，张衡、蔡邕等人皆善画。刘褒画的《云汉图》和《北风图》显示汉代绘画作品已具有了一定的感染力。汉代绘画以其多样化的主题、细腻的技法、生动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其建筑艺术特点在布局和结构、门窗形式、以及艺术应用等方面均表现出独具特色的风格。在汉代建筑中，布局和结构呈现出对称、均匀和疏朗的特点，优美的顶部和稳固的基部体现了建筑的气势。门窗变化多样，自由流畅，为建筑增添了更多的设计元素。此外，汉代建筑也充分利用了其他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等，将它们融合到建筑之中，使建筑的艺术价值更加丰富与高超。

西汉高台建筑比较多，汉武帝在上林苑建的柏梁台，台高20仗，台上有铜柱高30仗，柱上刻有仙人托承露盘的雕像。这反应了帝王的威严和皇帝对享乐、长生不老的追求。

西汉初年，由于先秦的雅乐丢失严重，加之开国将领多为楚人，宫廷音乐开始和民间音乐特别是楚歌建立紧密联系。汉武帝时期，由于独尊儒术，根据儒家礼制，音乐有了神圣的光环，但是音乐也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张骞出使西域后，传回了胡乐，至此中国的音乐有了古乐（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本土音乐）和胡乐之分，胡乐不仅包括外族的音乐还有佛教音乐。

汉高祖刘邦曾在酒宴中舞蹈，赵飞燕（汉成帝宠妃）、戚夫人（汉高祖宠妃）、李夫人（汉武帝宠妃）也是十分擅长舞蹈，上行下效，使得中国舞蹈在汉代繁荣。汉代的舞蹈不仅融入了武术、杂技等肢体动作，还利用了衣袖和衣巾表现艺术美。民间舞蹈常见的有《七盘舞》《建鼓舞》等，舞者多为侏儒，即娱众人也娱神。汉代的舞蹈理论重视现实性，忽视再现性的具备故事和戏剧性的作品，谱写了中国舞蹈观念的主题旋律。

西汉时期的体育杂技多种多样，有角力（摔跤），西汉时期角力更多的向表演方面发展，而降低练武的作用；射箭，周以来的传统艺能，汉代特别重视步射和骑射；击剑，始自汉高祖刘邦剑斩白蛇；荡秋千，由战国时期北方戎族传入，女子身穿艳丽的衣服，由旁人推动；与兵法相关的围棋；还有投石、举重这些源于战国时期的运动。

西汉在科技方面的成就有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学等。

数学上，《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著作，里面涉及到勾股定理；《九章算术》历经西汉和东汉多位数学家增补，不仅涉及到平方、开平方还有负数概念，负数运算等概念。

天文上，西汉时期，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运动；马王堆的《五星占》记录了五大行星的运行。

历法上，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落下阂、邓平等人改《额项历》而制定的《太初历》是一项重要的历法，它通过采用二十四节气和插入闰月的方式，能够准确地测算时间，使误差每399年仅有一日。后来在汉成帝时期，制定了更为精确的《三统历》，使太阳年的计算误差降低到每1539年只有33.5秒。这些历法的制定和完善，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农业生产和社会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物理学上，西汉时期，人们在日常的生产劳动中认识到了许多物理学原理，比如：雪花是六角形的；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这是天平式湿度计的原理；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也，这是对惯性现象的认识等等。在物理实践上，西汉制作的透镜在20世纪80年代才被仿制出来。

地理学上，《史记》、马王堆出图的地图都表现出西汉绘图的水平高超，一些绘图手法类似于现在地图的等高线画法。

旧家族是六国的权贵后裔，随着秦朝的统一，他们丧失了世卿世禄等特权，但是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力，列如项氏家族先祖曾是楚国将领，项羽就以此起兵，并且立楚怀王后人为王，获得了很大的声望。所以西汉为巩固统治，汉初的时候就将旧家族迁到都城长安，以此遏制旧家族的影响力。

汉初，为方便统治广阔的疆域，对皇族进行分封，建立了许多的诸侯国。后来，随着诸侯国势力壮大，中央与诸侯国的矛盾不断增加，“七国之乱”之后，诸侯国丧失了中央的对峙能力，汉武帝实行的“推恩令”瓦解了诸侯王的势力，使得西汉后期诸侯王丧失了政治上的特权。

西汉时期，外戚可以担任绝大多数官职，因此可以进入到权力深处，西汉时期多个外戚家族涉及到把控政治，比较有名的有吕氏家族（以吕后为代表）、窦氏家族（以窦太后、窦婴为代表）、王氏家族（以王莽为代表）、卫氏家族（以卫子夫为代表）、霍氏家族（以霍光为代表）等。

官僚分为高级官僚和低级小吏。高级官吏的强势在于他们本身是可以影响或制定政策，并且和家族势力结合。小吏的强势在于他们是政策的执行者，并且可以和地方的豪强联合。

富商是一个强势群体，虽然没有政治资源，但是可以将自己的经济实力转为政治资源，不少的富商与官吏联系，以谋取更多的利益。西汉时期，官府也注意到富商势力的强大，采取过各种方式限制商人地位的手段。

游侠的强势来源于自身的暴力。在太史公的笔下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但是这些只是少数的好游侠（以郭解为代表），还有很多恃强凌弱的“游侠”。另外，游侠的道德观念不同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这也是太史公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的原因，并且游侠一般都拥有较多的追随者。汉初的时候，对待游侠比较宽松，后来因为游侠不断的触犯律法并威胁到国家统治，官府也对游侠开展了打击，许多的游侠都被处死（包括郭解的父亲）。

西汉，男性比女性的地位高，大家族的族长一般都由辈分高且年纪较大的男性担任，可以惩罚家族成员。

女性比后世的地位要高一些，贵族女性可以拥有爵位和封邑、能够保养男宠等，另外在婚姻中也有较高的地位。

汉朝十分尊敬老人，政府组织的宴会在座次、食物摆放上会更加的照顾老人。在汉代尊重与照料老人称为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西汉时期，精英阶级就注意到了胎教的重要性，让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多接触好的事物，避免接触坏的事物。并且十分重视孝道的教育，西汉的皇帝庙号都包含”孝“字。

由于西汉的开国将领楚人比较多，所以北方的服饰也深受楚风影响，深衣(连体衣)十分的流行。

女士深衣增加了飘带，有”燕尾式”的装饰。

男子穿深衣的时间并不长，更多的穿直裾（又称为 䄡䄖），但是由于当时的裤子没有裤裆，只是将裤管绑在腿上，所以直裾并不作为礼服在正式场合出现。

西汉时期，平民一日两餐，主食有豆类和谷类做成的饭。副食有豆类、蔬菜、肉类。豆类中重要的是豉（豆类做的酱）。蔬菜有葵、芹、芋、韭、葱、笋、萝卜等。肉类来源于六畜（马、牛、羊、猪、狗、鸡）和野味，不过因为马比较贵重，牛是生产资料（官府也有禁杀令），鸡要下蛋（招待客人和长辈的时候会吃），所以常吃的还是猪、狗以及野味。常见的烹饪手法有，羹、炙（烤肉）、炮（类似于叫花鸡，烤用泥土包裹住带毛的肉）、汆、炸、脍（生肉）、脯（晒干的咸肉）、腊（将肉烤后风干）、肉酱等。

来自国博君公众号《国博观展记 | 汉代的烤肉、唐朝的面食……“舌尖上的中国”，还能这样品尝》的青铜烧烤架

西汉时期，平民的典型住宅是“一堂二室”（一个堂屋，两个卧室）。大多数采用木架结构，以夯土为墙壁，少数采用承重墙结构。另外，砖瓦的使用十分普遍。

西汉，平民出行喜欢轻车肥马。

在出行住宿上，平民可以在逆旅（一般为私人设置的旅舍）。官吏可以在亭（十里设置一亭）中休息，传递公文依靠驿站（三十里设置一驿）。

西汉时期，名义上维持着一夫一妻制，但是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都有实行，例如皇帝有多个后妃，《后汉书》曾记载“三男娶一妻…..”。结婚有五个必经过程：1.家长和本人决定 2.联系媒人说媒3.xxx辨明凶吉4.男方向女方交聘礼5.迎亲。这个时候的婚姻有这样的特点，较后世女子的地位较高、落后的习俗仍存在（除了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外，还有姐妹共侍一夫、重亲、亲辈间的婚姻）、贞洁观念淡薄。

汉代丧葬礼节有：人死后沐浴，将玉石珠贝放入口中（称为饭含）；发丧，通知相关人员奔丧；停尸数日（皇帝停尸在七天到十八天之间，普通人会更短）；埋葬。棺椁会根据社会等级选择大小。但是一般的平民顾及不到这些繁文缛节，能做到这些礼节的是地主阶级以上了。

贵族更是特别的重视丧葬，当时视死如视生的思想，使得的厚葬之风盛行，这也导致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被浪费，遭到了部分学者的痛斥。皇帝会修建十分豪华的帝王陵园，用数以万计的黄肠木将棺椁围住，避免受潮和损害，被称为黄肠题凑。另外，还用金缕玉衣等玉器为死者陪葬，表现死者地位的尊贵和防止尸体腐烂。

西汉君王世系

展开[a]

史学界在计算西汉建立时间时，是从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投降开始计算，但是实际上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登基，这是为了保证王朝的连续性做出的举措。

[b]

汉书中为十二位皇帝立本纪

[c]

西汉的都城长安在东汉都城洛阳的西边。

[d]

这个现今指的是《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引用的1980年发行的《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平面升降与气候的变化关系》（王靖泰等）和《根据孢粉分析推论地区1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王开发等）

[e]

黄河是西汉初期变黄的

[f]

史记《陈涉世家》中“发闾左至渔阳”，闾左指的是贫苦的百姓

[g]

见【历史】-【翦除异姓王】板块

[h]

十三个州分别为冀州、幽州、并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交趾、朔方。

[i]

刍稿税是指对牧草、禾杆的税收，刍稿税一般和田租同时出现，所以以土地税这一大类说明

[j]

汉书》卷九十六上：“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

[k]

绿肥指的是杂草之类的植物肥料，粪肥是人或动物的粪便

[l]

民营手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也被合称为私营手工业，但是在这里由于三者的意义不同，所以进行了细分

[m]

《七盘舞》因在地上排放若干个盘子而得名，不一定是七个盘子

[n]

秦国王翦曾以超距投石来训练军队

[o]

孔子有举城门的能力

[p]

另外的内容在“婚姻”部分

展开[1]徐俊. 《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探源》. 第1版.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1: 60-62. 978-7-5622-2277-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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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陆威仪（美），著, 卜正民（美），主编. 《哈佛中国史》秦汉卷. 王兴亮，译.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6-10: 7-8. 978-7-5086-6484-6. (3)

[31]林甘泉. 《中国经济通史》秦汉. 第2版.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7-01: 7-8. 978-7-80180-610-7. (3)

[32]陆威仪（美），著, 卜正民（美），主编. 《哈佛中国史》秦汉卷. 王兴亮，译.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6-10: 9-11. 978-7-5086-6484-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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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项羽本纪》. // 《史记》. 西汉: 史记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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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淮阴侯列传. // 《史记》. 西汉: 史记卷九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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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白寿彝. 《中国通史 5 第4卷 中古时代 秦汉时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36-2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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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林剑鸣. 《林剑鸣秦汉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273-274. 978-7-208-04226-8. (3)

[46]《吕太后本纪》. // 《史记》. 西汉: 史记卷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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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白寿彝. 《中国通史 5 第4卷 中古时代 秦汉时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52-258. (6)

[50]《孝武本纪》. // 《史记》. 西汉: 史记卷十二 .

[51]白寿彝. 《中国通史 5 第4卷 中古时代 秦汉时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71-275. (6)

[52]《武帝纪》. // 《汉书》. 东汉: 汉书卷六.

[53]《 昭帝纪》. // 《汉书》. 东汉: 汉书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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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林剑鸣. 《林剑鸣秦汉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64-570. 978-7-208-04226-8. (8)

[56]林剑鸣. 《林剑鸣秦汉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71-578. 978-7-208-04226-8. (9)

[57]林剑鸣. 《林剑鸣秦汉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79-584. 978-7-208-04226-8. (7)

[58]《平帝纪 》. // 《汉书》. 东汉: 汉书卷十二 .

[59]林剑鸣. 《林剑鸣秦汉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610-614. 978-7-208-04226-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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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石云涛. 《丝绸之路的起源》.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12: 229-230. 978-7-311-0466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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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王子今. 《新编中国史》秦汉.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0: 332. 978-7-5086-700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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